勇冠三军的解放军上将杨勇 (2)

夏明星 吴宏伦


  三、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半岛

  1949年2月,杨勇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同年12月26日,他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又难耐寂寞,他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从北京回到朝鲜,准备参加签字仪式。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对政委王平说:“为什么美国主子要和,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恐怕还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他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

  毛泽东指示:朝鲜战场作战,要“零敲牛皮糖”。因此,许多次战斗都是去个班、排,顶多不过一个连,占个有利地形,捉上一两个俘虏。但这样下去怎么是个完呢?敌人态度这么强硬,不就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吗。在战场上,谁军事力量强,谁就有力量。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

  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说朝鲜这种情况行吗?没把握。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三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说杨勇想出风头。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炮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战后统计,金城反击战役中,我军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其中俘敌2836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四、与蒙哥马利比试枪法;“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回,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他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获得优异成绩,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60年5月26日,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陪同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军营。站在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前,杨勇以典型的军人姿态和蒙哥马利握手。蒙哥马利说:“久仰杨将军,中日一战,你们打胜了,朝鲜战场你们又打胜了,令人钦佩。”

  话虽这么说,这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的副司令,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而闻名于世的元帅,其实并不那么服气。他看了射击、投弹、格斗,一直谈笑风生。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眼睛直了,望着500名士兵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刺杀方队,郑重提出,能否允许他到刺杀行列里看一看?

  杨勇问:“您要看什么呢?”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蒙哥马利提出的这个“怪要求”,杨勇同意了。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00名士兵还是齐刷刷一个动作,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进士兵中,用标准的军人目光在每个士兵的额头上审视着,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这时,蒙哥马利又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远处的钢板应声落地,博得一阵掌声。然后,他不无得意地把步枪递给杨勇,想看看这位中国将军的功底。杨勇什么也没说,微笑着接过枪来,虽然有好长时间不摸枪了,但一阵连发,所有的游动靶都齐刷刷落地。

  对此,蒙哥马利未置一词。三天后,蒙哥马利到了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纷纷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揭开了提出“怪要求”的秘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得更灿烂了:“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出来工作后,对参与整他的那些人都不怨恨,他总是说:“整我的是林彪一帮坏人,这些同志(指参与整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况且我不是什么都正确,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973年6月,“文革”已经持续了七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1月15日,在杨勇追悼大会上,杨尚昆所致悼词中有如下一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杨勇同志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杨勇却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他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工作中有了成绩,多想想别人的贡献;工作中出了问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将军本色,尽显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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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责编:王季男(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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