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国防工业第一任部长——赵尔陆上将

马京生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急迫而繁重,国内军工生产、维修能力,远不能适应前线需求。

  这年6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迅速组织人员开创国防工业,生产并修复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赵尔陆清楚地知道:当时,新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军事工业,只有战争年代建设起来的一些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受到严重破坏的军工“烂摊子”,自己对国防工业又是“门外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将会遇到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战争年代养成的接受任务从不讲价钱的品质,使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成为共和国国防工业的第一任部长。

  中国生产的原来都是苏军淘汰货

  1956年,赵尔陆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有一次,到莫斯科附近的兵工厂参观,他发现工厂正在生产的枪炮等武器装备和苏联卖给中国的枪炮技术资料是不同的,卖给中国的枪炮型号苏联已经停产。回到驻地,他向陪同的苏方负责人询问,这是为什么?苏联人吱吱晤唔,最后不得已说:“这是老头子(意指斯大林)在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这次参观使赵尔陆弄清了中国军队正在装备和工厂正在生产的苏式武器,苏军已淘汰。

  在苏期间,赵尔陆还提出要参观航空工厂和研究所,被苏方婉言拒绝。这些事实使他真切地感到,苏联在军品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的,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少已落后过时,甚至提供的技术资料也不完整,并不是他们口口声声地说的“无私援助”。

  从苏联回国后,赵尔陆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科研的道路。

  在这以前,中国的军工行业主要是仿制生产,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型研究所,也侧重于实验、鉴定的研究工作,而没有产品的设计能力。为此,赵尔陆主张科研设计要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把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部队与工厂拧成一股绳,发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工作。建立国防工业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产品设计机构,能够独立地进行军工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工厂设计。当第一代制式武器定型以后,赵尔陆又积极地、有重点地筹建电真空、光学、航空工艺和特种材料等专业科研机构。同时,广泛地调动工厂的技术力量和试制条件,通过仿制和改型设计,提高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逐步地扩大建立产品设计机构。这样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一批专业研究所和产品设计所。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时,受阅部队全部用国产的制式武器装备。在受阅部队方队里,不仅有中国自行生产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100高射炮、122榴弹炮、152加农炮和战车防御炮,还有国产的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这标志着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由赵尔陆任部长,主管民用机械工业与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的管理体制。

  “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

  赵尔陆十分重视军工产品的质量。他经常讲,如果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

  1959年,在人们仍在热衷追求产值和产量,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下,赵尔陆心里十分焦急,率先在机械工业开始大抓机械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他专门就产品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办法,以部长的名义在五六月间连续给本部司局长,省、市、自治区机械厅局长,直属厂厂长、党委书记写了两封严肃而又诚恳的信,指出了产品质量的严重问题,要求他们“当机立断,产即着手”,组织工作组帮助重点企业整顿产品质量。他在信里写道:“机械产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生产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设备的质量不好,会给使用部门以致整个国家带来很大损失”。“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片面性,注意了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作一台机器顶一台用,就算好;作一台顶一台半甚至两台,这就更好。这都符合于增产节约的精神。要是作一台只顶半台甚至还不到半台,就是最大的浪费,既糟蹋了国家的财产,也损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产品质量很坏,也谈不上完成国家任务”。他指出:“现在不少工厂拿到了一些不合格的生铁,用这种生铁铸出的毛坯,自然也很难合格,除请你们继续研究脱硫、脱磷,争取在保证铸件质量的条件下尽量使用外,已与冶金部商妥,不能用的,一律由钢铁厂收去回炉,补还质量合格的好铁。”

  遗憾的是,正当许多军工厂开始质量整顿时,由于受到庐山会议反右倾政治斗争的影响,产品质量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赵尔陆对此内心十分沉重。

  庐山会议上,赵尔陆由于说了几句肯定彭德怀的话,受到严厉批判,从庐山一直检讨到北京。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不好,对秘书说,我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了。最后,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出来为赵尔陆说话,才使他没像其他“漏网分子”和“追随者”那样受到严厉查办。

  从那时起,赵尔陆患了心脏病,嗓子突然失音。聂荣臻元帅去看他,让他赶快住院检查。重病的赵尔陆接到了陈毅元帅和李富春副总理的电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让他安心养病,使他感到被信任的温暖。虽然横遭打击,赵尔陆身处逆境却没有消沉,当时在国防工业战线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干国防工业这行,干好了住医院,干不好住法院。”当别人把这话告诉赵尔陆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已经够幸运了。”

  重新出山狠抓“两弹”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当时,由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倾向。1959年9月后,中央军委担心国防工业的状况影响军队建设,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国防工业建设和加强对国防工业领导的问题。

  中央军委决定由副主席贺龙主管国防工业方面的工作。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国防工业工作。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至此,赵尔陆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罗瑞卿后来说: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赵尔陆同志在搞,他有经验”。

  国防工办成立后,经过认真讨论,于1962年9月11日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经罗瑞卿审定同意,上报中共中央。为了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建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专委成立后,周总理及时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点课题上来。周总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掌握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进展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此,赵尔陆带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当时,大量的课题研究都是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在北京,因为研究室房屋有限,科学家们在楼道、走廊里也摆满了仪器、设备,有的搭起了布制工棚;没有废料库,就用厕所改作。科学家们使用手摇计算器,计算原子弹大量复杂的数据。

  赵尔陆带专委办公室的干部到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后,身体一直不好,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高原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引起赵尔陆的心脏病复发,可他从不谈自己的病,仍然坚持工作,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研究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实地考察,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

  1964年6月,赵尔陆经过多方考察,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爆炸成功,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交待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给周总理写一份简要书面报告,汇报中央专委办公室成立后抓原子弹研制所做的工作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情况,以及试验能够成功的理由。赵尔陆把报告迅速交给周总理,当时周总理正要起程出访亚非国家,看到这份报告心里非常高兴,立即将报告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圈阅同意了。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零时”——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

  后来,毛泽东在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赵尔陆提出一些技术问题,他都作了比较准确的回答,毛泽东赞扬说“你现在也是内行了”。

  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三线建设已经展开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工程也开始上马。赵尔陆向周总理建议,加速展开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

  1966年3月,在赵尔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办公室会议上,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中国科学院“701”工程处,意思是指1970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可惜的是,赵尔陆却没能看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在办公室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66年深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赵尔陆受到严重的冲击。当时,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使他几乎不能睡眠,心脏病不断发作,可是他被逼无奈,不得不带着保健医生和氧气瓶去挨批斗,还要带病坚持工作。有时在家躺在床上边吸氧气边召开党委常委会。会散了,女儿赵珈珈心疼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流着泪劝他说:“爸爸你休息吧,不要管了,你管不了的。”

  1967年1月,“夺权”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本来已被打翻在地的各级领导,又被当作“走资派”夺走了权力。赵尔陆的心脏病日益严重,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在西山疗养。身病心忧使他又黑又瘦,本来合体的一号军装,此时穿在身上已显得过于宽大。离开了工作岗位,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他每天都与几位老帅联系,希望自己能早日回到机关工作,尽全力抓好国防工业。

  1月22日傍晚,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同意赵尔陆回去工作,他神采飞扬地对妻子和女儿说:“两位老帅让我因势利导,作好群众工作,争取早点取得群众谅解。”他还嘱咐女儿珈珈“你回家以后要积极到学校去,不上课了还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嘛。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要总是晃来晃去。”全家愉快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他还送妻子和女儿到门口,目送着她们返城回家。就在离别的这个夜晚,他给妻子和女儿留下了永恒的微笑,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了对工作的向往。然而,妻子和女儿无法料到的是,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这天深夜,赵尔陆从西山乘吉普车悄悄地回到办公大楼。当他得知除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和极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国防工业的研究生产几乎处于停产状态,他心急如焚。尽管这位驰骋沙场的勇将,在造反派的包围之中,不得不离开这座部队大院,否则就有被抓走的危险。可工作不能不抓,国防工业不断传来停工停产的告急电报,他不管不行,他已经心力交瘁,心脏病和哮喘病一起折磨着他,他还在坚持工作。

  为了保护赵尔陆,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不了解党的历史,你们说罗、赵合谋,这是不符合党的历史的。”周恩来站出来,为当时被造反派斗争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大将和常务副主任赵尔陆说话。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有些造反派并不听招呼。

  1967年2月2日,上午9时许,国防工办的机关工作人员见赵尔陆早上一直没出来,就轻轻地推开赵尔陆办公室的门,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平时加班休息用的小床上,身体向前倾,头垂在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支香烟,燃烧的香烟把手指烧得焦黄,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一代名将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人世。

  正当人们为赵尔陆的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室接到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让赵尔陆立即去中南海休息。这是周恩来对赵尔陆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可惜,周总理万万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前赵尔陆已经和他永别了。

  赵尔陆的生命凝固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人们留下了最后的沉思状。谁也不知道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面对人生坎坷、过眼云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想些什么。他没有给他的亲人留下一句遗嘱,就离开了人世。

  就是这样,“造反派”仍然不放过赵尔陆,污蔑他是“畏罪自杀”。他的遗体被送到北京医院解剖作尸检。医生发现,赵尔陆胃里只有少量的安眠药,而且那是他当时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每晚需要定时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剂量,最后是周恩来总理站出来说:“赵尔陆同志是正常死亡,你们不要抓住不放。”随后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领导人参加了赵尔陆的追悼会。

  1982年9月2日,经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同意,中央组织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为赵尔陆重新审定了悼词,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的结论:

  “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赵尔陆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赵尔陆同志参加革命四十年来,南征北战,艰苦奋斗,把毕生的精力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国防工业建设,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愧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来源:《党史纵横》2005年第2期 
 (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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