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双全的开国上将傅秋涛

毛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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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国民党“反围剿”及对日作战中表现得大智大勇

  傅秋涛,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兴起时,傅秋涛参加了三眼桥的农民革命组织一一雇农工会。不久,被选为雇农工会委员长。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的小学教员后来和他一起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的钟期光。从此,他俩就一直是革命队伍里的亲密战友。

  1929年,傅秋涛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起,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他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1月在小沅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傅秋涛任省委副书记。不久,敌重兵压境,小沅被占,省委机关和部队被迫向铜鼓、幽居转移。省委一方面派邓洪去找任弼时汇报情况,另一方面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并决定由傅秋涛兼任浏(阳)、宜(春)、万(载)工作团书记和第三作战区政委,邱金生为司令员。

  六、七月间,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在龙门山与国民党主力五十师等部遭遇。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指挥不当,我军损失重大。这次失败被称为“六、七月事件”。8月,省委转移到平江黄金洞,在何家垄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并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收集武装和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以恢复发展十六师的决议。据此,省委决定从浏、宜、万地区调回傅秋涛,然后又派他和黄加高去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红运动。

  傅秋涛接受任务后,率领部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开进。沿途捣毁了许多国民党的区、乡政府,打击了土豪劣绅,消灭了南江桥驻敌一个排,击溃了敌新七旅一部,缴获了一批武器物资,还捉了七八十个俘虏。由于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又动员许多群众参加红军,部队很快就发展到了1100多人,红十六师又迅速地壮大起来。

  正当傅秋涛等的部队向平江挺进之际,省委书记陈寿昌于十月间,在黄金洞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由陈寿昌等去前线指挥部队,调傅秋涛来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会后,陈寿昌等率领省军区独立营100多人,从黄金洞出发,在平江斑鸠坳,同傅秋涛等相遇会师。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省委决定。傅秋涛说,还是“我到前方去,我比你身体好。”陈寿昌不同意,并强调这是省委的决定。于是,傅秋涛即离开了红十六师,率领着100多人的独立营,返回黄金洞去了。

  这时,红十六师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由湖南西进。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拟向西南发展。部队从牛姑山出发,不料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同敌三十三师遭遇。我军虽击退敌多次进攻,但因陈寿昌负伤而决定撤退。当晚,陈寿昌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后来,省委决定由傅秋涛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

  由于蒋介石忙于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进攻湘鄂赣边区的敌人一度减少。傅秋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根据省委决定,积极组织红军主动出击。一年中,共经过大小战斗几十次,特别是虹桥、高枧的战斗,取得一系列胜利。又经过成立扩红突击队,多次深入群众动员参军,全师一度发展到5000多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湘鄂赣斗争。

  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终于迎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契机。

  5月,省委决定一面派人与党中央联系,一面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谈判中,傅秋涛作为我方主要代表,有勇有谋,不卑不亢,进退有据,终于迫使国民党方面满足了我方的条件。

  1937年8月20日,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去武汉行营谈判。这时,董必武已到武汉并负责同国民党谈判。从此,省委同党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9月29日,谈判成功,从而标志着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武汉谈判成功后,省委派傅秋涛去武汉,会见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项英等。他们在一起,着重研究了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在武汉,叶挺还举行盛宴招待大江南北各省的红军代表和党中央派来的干部,以扩大影响。至此,湘鄂赣边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还成立了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项英为军政委员会书记,傅秋涛等为委员。军部决定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该团有1100人,200多支步枪,3挺机枪,730把马刀。

  根据军部指示,傅秋涛率部于1938年1月4日离开平江嘉义,奔赴抗日前线。沿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倍受群众欢迎。青年们纷纷参军,短短几天,就有400多人入伍。部队到达江西玉山,即向浙江挺进。在抵达开化时,傅秋涛会见了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开化休息几天后,又继续前进,到达安徽屯溪岩寺,与新四军军部会合。

  1939年11月,日寇3000余人向我繁昌地区进犯。这是敌人进行的又一次“扫荡”,历时20天。傅秋涛指挥部队,配合三支队,在繁昌东郊的峨山头阻击,予敌重创,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毙伤敌中佐以下450余人。1940年4月26日,芜湖日军5000余人进占南陵,然后分两路进攻新四军。其一路两千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向我军傅秋涛部所在的父子岭阵地进犯。

  父子岭,在三里店与云岭之间。这一带群山起伏,连绵不断。傅秋涛命令部队在三里店父子岭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歼灭日军。战斗先从三里店打响,傅秋涛命李元率一个连先守卫分水岭,掩护我军撤退,再由广路坦到烟墩铺以北进行牵制,主力部队在父子岭杀伤敌人。经8小时激战,日军伤亡370余名,不支而退。另一路3000余人向我第三团何家湾阵地进攻,也被我击退。

  捷报传来,皖南人民深受鼓舞。他们纷纷给抗日战士送来猪肉、鞋袜,毛巾等,热烈慰问人民子弟兵,还创作了一首《父子岭战斗之歌》来热情歌颂。

  10月4日,日寇第十五、十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再次大举“扫荡”皖南。其中一路5000余人,由铜陵、繁昌、南陵出犯,直扑云岭。傅秋涛等部奋勇迎战,从三里店打到汀潭,歼敌数百。叶挺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至下午5时,他指示傅秋涛在大、小岭一带放开一个口子,迫使敌人撤退,然后我军乘胜追击。当敌窜至泾县时,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弃城而逃,使泾县被敌人不战而占。待傅秋涛部追至城下,经奋勇攻击,又夺回了该城。残敌向南陵逃窜时,沿途继续遭到打击,伤亡惨重,敌之“扫荡”再次被粉碎。

  在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为我军保存了一支骨干力量

  1941年1月,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中,傅秋涛是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最高指挥官。

  1月4日,傅秋涛奉命转移。他率领新一支队(以区别于陈毅的第一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营,以及所属部队新、老一团,踏上了北移征途。次日下午5时,到达大康王、风村宿营。

  6日上午,国民党顽军在丕岭脚下的纸棚村,打响了皖南事变的枪声。军部命令傅秋涛部在原地构筑工事,防止顽军的突然袭击。傅秋涛当即主持干部会议,由江渭清传达了军首长在茂林召集的各纵队首长会议精神:以一纵(傅秋涛、江渭清部,辖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出求岭,二纵(辖老三团、新三团、周洼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出丕岭、博刀岭;三纵(辖五团,军特务团,涂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出高岭。三路纵队于七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当日傍晚,傅秋涛命令老一团参谋长刘世相率三营为前卫,轻装上阵,限于7日拂晓攻占求岭,待主力到达后,继续前进。刘世相率部经半小时激战,歼敌一个连,按期占领了求岭。主力部队亦陆续到达。

  7日上午8时,新一支队占领顽军没有设防的榜山、出球坑、长村,零星敌人闻风而遁,支队部进驻梓坑。

  距榜山西页方向约二里地的举山,是星潭镇的制高点,夺取举山,三路大军会攻星潭就胜利在望。黄昏时,按照傅秋涛的命令,老一团由团重机枪连在榜山掩护,全团顺岗而下,直扑举山。举山有三座山峰相连。我军一、二营和前卫营分别攻打三座山峰。其时,顽军约一个营已先我到达。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我即占领举山。这时已经可见星潭灯火。部队正要继续前进,却为支队副司令员赵凌波所阻挠,他下令要部队撤回梓坑体息。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提出异议,赵凌波竟以“不服从命令者,按军法论”相威胁。于是,老一团只好撤回梓坑宿营,只留一个连在榜山顶上警戒。

  8日拂晓,从抓到的顽军俘虏的口供中获悉,顽五十二师已从泾县向我堵截。傅秋涛在上午召开了支队党委会,研究行动方案。江渭清提出打过榔桥公路,背靠宁国、宣城,既可以策应军部突围,又可以避免被敌包围。但这一方案,又被赵凌波借口耍等军部出来而加以反对,未能采纳。

  上午10时许,顽五十二师从榔桥方向扑来,直插新、老一团结合部。傅秋涛命令老一团挥师东南方向,配合新一团将敌击退。下午4时傅秋涛又召开支队党委会,研究突围路线,决定到苏南找罗忠毅、廖海涛和谭震林的部队会合。

  会后,熊应堂奉命率老一团和特务营强攻梅树岭,攻至半山腰,赵凌波派来参谋传令撤退,熊应堂不肯。赵凌波竟下令吹起军号,强令部队后撤。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撤回梓坑。傅秋涛得知后,气愤万分。他大怒道:“这打的是什么仗?赵凌波搞的什么名堂?!警卫员,给我把赵凌波找来,我倒来请教请教他!”结果,警卫员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来他已叛变投降了。

  9日,部队撤至徽水河西。傅秋涛在求岭脚下长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新、老一团于傍晚分别向东突围,到板桥集合。突围开始,老一团以一营为前锋,集中轻重机枪开路,冲过了公路。敌忙以火力封锁,傅秋涛等被隔阻。他下令一团政治处主任汪克明等率领队伍,继续突围。

  被敌隔阻未能冲过公路的老一团指战员,遵照傅秋涛的命令,以三营营长范连飞率部开路。孔诚的警卫连集中火力,很快就打开一个缺口。一场血战,傅秋涛等终于杀出重围。但这次战斗只冲出300余人,缺口又被敌人封死。傅秋涛只好率领冲出来的这部分指战员,向着榔桥河以东方向前进,在一个山坳里,同熊应堂等会合了。傅秋涛即令韩石生点起三堆火,向新一团发出联络信号,但未取得联系。原来,张铚秀率领新一团在求岭激战后,退回到大康王。后来,共有300余人突围过江了。与此同时,还有李元率领300余人,转战到石井坑军部,参加了坚守东流山的战斗。最后,他们也突围到达江北。

  傅秋涛等当时冲出的只是敌人的第一重包围,因此必须继续战斗。他们在一两天中,聚集了被打散的队伍,带到一个荒山里进行整编,组成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然后,沿着一条长达20多里的涌溪坑向东前进,出坑上了老虎坪。这个老虎坪,位于经、宁、宣三县交界处,群峰迭嶂,号称有九九八十一条沟。地理环境虽好,但仍在顽军之大包围圈内,加上深山老林,几百人的给养也无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傅秋涛决定缩小目标,让步兵连独立行动到苏南,剩下短枪连,大多数是干部,伺机突围。一天,顽军来“清剿”,傅秋涛等正往后山撤退时,敌一炮弹飞来,炸伤参谋长王槐生、三营营长范连飞等3人。这之后,傅秋涛决定再次分散目标。他同汪克明等11人转移到了大斧山,这里同老虎坪可以隔坑相望。

  如何突围?严重的问题摆在傅秋涛面前。他决定让爱人陈裴然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孩(傅国美)以及黄吉民留下,以照看伤员。他对陈裴然说“你留下来,不光是为了孩子,更主要的是为了照料伤员。”但是,当黄吉民和陈裴然去找到地下党时,得知伤员王槐生等已光荣牺牲,他们只好返回原处。为了尽快突出敌人重围,傅秋涛夫妇把自己的小孩寄托在一位老乡家里抚养。直到解放以后,长大了的姑娘才回到了父母身边,并改名叫傅还。

  农历正月初七,傅秋涛一行经过化装离开了大斧山,第二天到达新岭。他们走进一地主家,傅自称是“五十二师陈副官”,是率领便衣队来“搜剿”新四军的。地主听了哪敢怠慢,赶忙设宴招待一番。第三天,侦查员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正在道旁看表时,有两个人见了,称赞说:“你这只瑞士表不错呀。”经答话交谈,乃知他俩是青红帮的,并且是曾经打过交道的陈玉庚的部下。傅秋涛即利用那次同陈玉庚建立的统战关系,在他俩的帮助下绕过了五十二师的封锁线,然后从孙家埠渡河,进入当涂县的一个村子。谁知该村保长竟胡说他们是“土匪”,煽动了不少老百姓来抓他们。傅秋涛站出来大声地说:“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不是土匪。我就是傅秋涛,就是你们所喊的傅司令。这一带我们住过,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老乡们听了,仔细辨认,果然不错。

  但是,一波未平,一渡又起。保安队闻讯赶来,直追到南漪湖边。湖边停泊两只船,船家误认为他们是五十二师便衣队,不愿为他们摆渡。因情况紧急,汪克明乃掏出手枪说:“给你钱,不摆渡就枪毙你。”当船到了湖心时,傅秋涛才道歉说:“我们是新四军,因为后有追兵,来不及解释,请原谅。”船家说:“你不讲,我还真以为你们是五十二师的呢!既然是一家人,就用不着说两家话。”

  过了湖,到了东坝。顽五十二师封锁了那里的渡口。他们迂回来到离下坝约二里处,雇了一只船渡过了河,到达漂水、溧阳。农历正月十五那天,终于找到了罗忠毅、廖海涛部十六旅。又过几天,傅秋涛等在谭震林部驻地,同江渭清等一行胜利会合。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责编:胡亚汝(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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