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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6)

■陈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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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政的市场化运作:当代中国的宣传和思想工作》 Anne-Marie Brady,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8一书中,Anne-Marie Brady描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加强思想宣传工作的过程,指出面对电讯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治理压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娴熟地利用传播工具和宣传技巧成功地加强了自身合法性,不断增强其执政能力。

  在《今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改革党》 Falk Hartig: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heute:Von der Revolutions--zur Reformpartei,2008一书中,Falk Hartig认为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令人惊讶的适应能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党的领导就开始以务实的国家意识形态来适应中国的情况,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近又提出“和谐社会”概念。这一切让人感到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党对严峻挑战的回应。

  正如美国学者裴宜理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突发性危机时表现出惊人的管理能力,从而巧妙地转化种种社会挑战,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新中国6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 裴宜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小乐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年8月13日。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运行机制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运行机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与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能力”研究不同,新世纪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国家能力”研究体现在国家权力的特点变化、形成、构成以及环境约束对权力实践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结论各不相同,充分显示出这一问题研究上的开放性,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决策能力研究方面。

  英国学者曾锐生的《协商的列宁主义:中国新政治框架》 Steve Tsang,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8,Issue 62,2009一文用“协商的列宁主义”概念描述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认为中共在面对巨大的社会政治挑战中,通过结合“现实”的要素,使其本质上的列宁主义政治机制更加富有弹性。作者认为,“现实”的列宁主义有五个特征: 迫切地着眼于维持权力;为了适应公众民主化要求而持续先行地改革;为加强党引导、回应和直接转变公众意见的能力而持续努力;在经济和金融管理上的实用主义;发扬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

  德国学者韩博天认为,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把广泛的政策试验和设定长期政策重心加以结合。在《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有中国特色决策过程的起源》 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January 2008一文中,他从中共党史中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依据。他对土地革命以来中共的“试验”决策方法进行历史考察,研究了其在中共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起源、机制与运行特点,指出在中共历史上十分有效的“试验”决策方法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形成和推进中仍发挥作用。作者在研究“试验”决策方法的时候运用了术语学的一些方法,通过对反映试验方法的一些词汇,如“典型试验”、“试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因地制宜”的分析,反映了这种决策过程的发展。作者认为“毛主义革命方法”和“后毛时代”的改革是有极大联系的,中央与地方互动作用在政策制定时的特殊过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驱动力之一。

  美国学者Bonnie SGlaser和 Evan SMedeiros合写的文章《变化中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环境:“和平崛起”理论的演变》 Bonnie SGlaser and Evan SMedeiros,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The China Quarterly,No190,June 2007,按时间顺序考察了“和平崛起”理论在中国的起源、政府将之视为外交政策的过程和对其表述方式的修正、“和平崛起”表述被“和平发展”所替代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论,以此说明在比较敏感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一些新的外交思想可能来自中国政府外部;中国分析家和学者的争论,通过特殊渠道或公共传媒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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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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