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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6)

刘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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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两个估计”,加快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文化、科技领域。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估计”依然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广大教师、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两个估计”,大量的冤假错案难以平反,“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帽子依然不能摘去。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学。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得较早。教育战线率先推翻了否定17年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文化战线推翻了17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改变了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针对这一领域的大量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

  邓小平批示为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刘冰平反。

  刘冰的问题发生在1975年。1975年秋冬,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致信毛泽东,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专门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还要邓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的批示。由此,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刘冰因此受到迫害。

  邓小平还为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平反,并推荐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大名誉校长。

  1978年6月,邓小平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到了梁思成的问题。他说: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历史学家吴晗也是由于邓小平的批示才得以平反的。从新中国成立起,吴晗就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文化教育工作。20世纪60年代出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从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研究海瑞,曾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1961年,与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形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65年11月,江青等人蓄谋发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三家村反党集团”案。1969年,吴晗被迫害致死。吴晗的妻子、女儿也遭到株连,受尽折磨,饮恨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尽快给吴晗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并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1978年11月底,邓小平批示:吴晗应该平反。1979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全部结论。吴晗遭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科教领域包括“马振扶事件”、“永乐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中国科学院“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的甄别,以及为数学家熊庆来、赵九章,历史学家翦伯赞,化学家傅鹰,中国科协原副主席范长江,著名“右派六教授”的平反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圈阅或过问下得到解决的。

  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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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孙琳、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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