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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开创新局面的曲范——纪念谭震林同志

陈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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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同志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革命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尤其是他那种富于创新的精神和善于打开局面的才能,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谭震林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但他那襟怀坦荡、热情似火的英容风貌,他那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他那勤于思索、勇于进取、敢于攀登的实干精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和谭震林同志最初相识于中央苏区,此后五十多年里常有接触,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因此对于谭震林同志富于创新的精神和善于打开局面的才能,有特别深的感受。1932年我第一次认识谭震林同志,是在闽西上杭白砂的福建军区前线指挥部。那时他是福建军区司令员,正指挥部队同敌人战斗,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我见他穿了件粗毛线背心,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只不过腰里别着支手枪,带着个警卫员。他那乐观豪放的性格,从容潇洒、指挥若定的神态,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我和谭震林同志再次相遇,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我们分别向赣粤边和闽西突围之前。那时,他虽然受到了“左”的思想制造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无情打击,被撤销了军区的领导职务,但他依然以革命事业为重,和陈潭秋同志一起带领一支队伍同敌人周旋,多次化险为夷,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更使我敬佩。后来我们虽同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但由于各个游击区被敌人分割,彼此中断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英雄的新四军建立,谭震林同志出任三支队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我在军部工作,从这以后,我们接触越来越多,我也就越来越认识到谭震林同志是一个勇于打开局面和善于打开局面的优秀领导者。

  家喻户晓的沪剧《芦荡火种》,艺术地再现了谭震林同志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前后的艰苦斗争。新四军建立不久,陈毅、粟裕同志即率领部队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派出叶飞同志率部东进,开辟了无锡至江阴公路以东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和苏(苏州)、常(常州)、太(太仓)地区,发展了抗日力量。这一带地处长江的咽喉,是沪宁路和沪杭路的枢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敌、顽和我们必争之地。1939年秋,叶飞同志率主力北渡长江后,东路地区仅留下了几十个新四军的伤病员和少量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下,形势十分险恶。此时,谭震林同志奉命到苏南东路地区主持党、政、军工作。他从皖南出发,化名林俊,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打扮得象个经商的“老板”一样,穿过了敌占区。他到了东路之后,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领导制订了“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发表了“关于东路抗战形势与任务的宣言”,放手发动群众,仅半年时间,就把部队从四百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并普遍建立起自卫会、办事处等代政权性质的机构,同时发展和加强了党的地方组织,造成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使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象一把钢刀插入日寇心脏。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谭震林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并兼任苏南区党委书记,领导苏南军民坚决而又机动灵活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日寇频繁的“扫荡”,胜利地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苏中、苏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谭震林同志在这一时期创立的许多英雄业绩,直至建国初期我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期间,一直在广大群众中传颂。

  全国解放后,谭震林同志在浙江省和华东局工作期间,也都充分显示了他那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卓越才能。浙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过大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的谭震林同志,率领部队解放浙江、接管城市后,就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他把完成剿匪、反霸、减租、合理负担、生产救灾和建立组织等六大任务形象地比喻为六张牌,要各级干部从实际出发,群众需要哪张牌就打哪张牌。只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成股匪特武装,摧毁了反动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等组织,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和二十二万多人的群众武装,使整个浙江的面貌焕然一新。1952年,谭震林同志到华东局主持工作,我也调到上海市委。他对上海的工作抓得是很紧的,尤其是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是在他直接领导下由华东局和市委组织工作队进行的。他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指示,强调城市工作重点要放在工业生产上,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他创造性地把“三反”和民主改革结合起来,使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的企业通过“三反”运动,同时达到纯洁与整顿党政工团领导核心,清理了工人队伍中混入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并彻底废除“拿摩温”(工头)和封建把头等旧制度,普遍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树立工人阶级优势。接着,又发动群众进行了管理机构、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开创了上海工业生产的新局面。他在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农业合作化、城乡物资交流等工作中,也都有声有色,努力创新。1954年底,谭震林同志调中央工作后,掌管全国农业工作。他积极热情地参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我国农业顺利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张国营农场应当评工记分,按劳付酬,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他提倡发展有机农业,种样板田,并且充分利用荒山滩涂,发展多种经营,种草种树;他强调农业科学研究应面向农业生产,解决农业生产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来,回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他主张农业教育应实行“社来社去”,定向培养人才。谭震林同志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事业,耗尽了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谭震林同志善于开创新局面,是与他崇高的革命思想、革命品德和革命作风分不开的。

  谭震林同志有对新事物的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他善于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种洞察力,来自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理解,来自他对广大群众的呼声、意愿和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谭震林同志十二岁就当学徒,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勤奋好学的毅力是惊人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虽然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但总是挤时间,刻苦学习。1940年4、5月间,他从皖南奉调到苏南工作的途中,还和随行的几位同志编了一个党小组,自任小组长,坚持组织大家学习,行程十八天,学习了十六个晚上。谭震林同志不仅刻苦学习文化,钻研理论,而且十分注意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每当面临一项全局性的新任务,他都亲自抓典型,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我记得1949年6月,在党中央批转华中局关于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建议的十天前,以谭震林同志为首的浙江省委就分析当时我们占领城市、残敌溃散到农村的形势,提出把工作重心暂时转入农村的意见和部署。当年秋天,浙江在取得剿匪胜利之后,广大农民纷纷提出减租的要求,有的农民已经不向地主交租了。这时,谭震林同志又迅即向华东局建议,请求中央、华东局改变渡江前作出的关于新解放区大约要一年或两年后才能实行减租的指示,从而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把新区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谭震林同志有驾驭各种复杂斗争局势和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来自他无私无畏、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胆略,来自于他多谋善断、勇猛机智的革命才能。抗日战争中谭震林同志两次去苏南西路“扭转乾坤”的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他的胆略和才华。第一次是在“皖南事变”后,日寇在太gé@①、茅山地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反共军对我新四军十六旅进行两面夹击,大片根据地被敌人蚕食。在这一关键时刻,谭震林同志由东路到了西路。他一到西路,就立即整编队伍,进行战斗动员,指挥部队开展对敌斗争,尤其是他在溧阳县黄金山附近坐镇指挥的三次自卫反击战,以少胜多,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使西路地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当时,他形象地把东路和西路比喻为站稳两脚,伸开两手。两脚站稳,华中抗日根据地就巩固了;两手放开,浙江、皖南等地的抗日局面就打开了。这显示了他准确洞察、把握局势的领导艺术。第二次是在1941年11月,西路主力十六旅在溧阳城以北的塘马遭到日寇偷袭,旅长、政委壮烈牺牲。这时,谭震林同志已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领导开辟新区的工作。当他一听到苏南西路的这一不幸消息后,立即向军部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他一到那里,就发动干部、战士总结塘马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鼓舞士气,重新向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以果断的行动保卫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凡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赞誉:在谭震林同志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由谭震林同志主管的工作,没有打不开的局面。

  谭震林同志还有善于团结同志,带领大家一道开拓前进的卓越组织才能。他热情、爽直、真诚,肝胆照人。他象一团烈火,无论到哪里,都能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对干部要求很严,严而有爱,爱而不俗。他十分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到苏南东路地区不久,就办起了教导大队,培养干部和上海党组织输送的青年骨干。解放后上海的第一所工人政治学校,也是在谭震林同志亲自指导下办起来的,培训了民主改革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积极分子,使他们后来成为上海各条战线的骨干。在日常工作中,他也总是首先帮助干部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经常亲自起草文件、社论,亲自作报告,明确地回答干部提出的各种原则问题,使大家干起来有正确的方向和充分的信心。他使用干部,知人善任,大胆放手,特别是敢于使用那些虽有某些错误但有才能、有闯劲和能较好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批评那些无所作为的“老好人”。他经常教育干部要敢于创新,不要墨守成规,不要怕犯错误。他常说,犯错误,给革命造成损失,当然不好,但是要做革命工作,想保证一点错误不犯也是不可能的,怕犯错误而不敢大胆工作,本身就是严重错误。他从不揽功于己,诿过于人,当他发现自己在工作指导上有缺点和失误时,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正是依靠他的这种卓越组织才能,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舞台上,导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谭震林同志在晚年,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拍案而起,面折廷争,慷慨陈词:“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这感人肺腑的铿锵言语,更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限欣慰。他在遗文《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推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和毛泽东思想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继毛泽东同志之后,第三次挽救了中国革命。”充分表达了他对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无限信任,对我国四化建设的坚强信心。

  现在党中央号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要学习谭震林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遵循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奋发图强,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埋头苦干,在新的征途上努力开拓前进。

  (人民日报 1985.11.28第4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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