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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抓对外开放的“明白人”

记者 李世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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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故事缘起于1978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对西欧五国进行考察,回国后拿出了一份“石破天惊”的报告。报告中写到:“我们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

  巨大的紧迫感让谷牧在当年6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阔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贻误时机。”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出发的时刻。从此以后,推进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成为了谷牧的主要工作。

  定调特区功能: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

  6月的深圳随处可见红艳艳的凤凰树花旺盛地开放着。记者寻访,发现从盐田港到蛇口工业区、从赛格到中航、从南油集团再到大亚湾核电站……鹏城处处都留下了谷牧的足迹。谷牧曾是那样精心地呵护着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更将自己的人生荣辱,与特区、与广东紧密相连。

  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

  党中央、国务院责成谷牧带队到广东、福建进行调研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

  广东18天,谷牧行程满满。他先后到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新会、汕头等地调研;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同志座谈讨论;约见了时任港澳工委书记王匡;并向当时住在广东的叶剑英同志进行了专门汇报。一路行来,他们分析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目标和措施,讨论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增强地方活力,加强对外经贸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引进。

  回京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谈到准备划出办区的四块地方,应当如何命名等。谷牧说,国外有的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投资促进区”等等,我们究竟叫什么合适?小平很赞成办这类区,并且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谷牧完成调研并指导广东、福建完成了给中央的报告,一个月之后,当年7月15日中发〔1979〕50号文件,转批了广东省与福建省的两个报告。这是一项重大决策,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要步骤。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说服各个部门支持,组织实施工作非常具体,也十分复杂。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那么谷牧就是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现任深圳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曾任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秘书的袁晓江教授说:“李灏同志曾谈到,谷牧是中央工作组的组长,既参与了中央的重大决策,又负责了实施工作。整个制度的上下沟通与运作,政策的制定,谷牧是灵魂!”

  据史料记载,1980年3月下旬,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讨论过程中不少同志提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种功能,因而“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谷牧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最终改名称为涵盖更宽的“经济特区”。

  “这样的改动,对今天的特区来说意义太大了。”袁晓江说,原来的“出口特区”类似于国外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主要是在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地方设立,并给予较多优惠政策,以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和扩大出口。“经济特区”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它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改革试验地,当然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的定位使特区的任务从出口为主转变为以改革试验为主,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特区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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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圳特区报》
(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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