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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 满腹经纶——深切怀念赵伯平同志

习仲勋;马文瑞;汪锋;吕剑人;孙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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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战友赵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了。每想起他的品德、业绩,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一)

  赵伯平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大和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陕西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党、为国、为人民奋斗了67个春秋。1926年,他和史可轩、许权中一起,在蓝田、长安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1930年秋,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与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一起抵制“左”倾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组织秘密农会,建立党的联络点。到1932年底,创建起73个党支部,发展了1153名党员,点燃了陕北革命的燎原之火。

  1933年秋,因叛徒出卖,伯平被捕,囚禁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达三年之久。在狱中,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撰写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文章,和吕剑人等同志一道,通过绝食、演剧等形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法庭多次刑讯,他守口如瓶,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见他“坚不吐实,顽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俩,以枪毙恐吓。伯平镇定自若,严词痛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敌人通知他被判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西安事变后,伯平无条件获释。

  (二)

  抗日战争期间,伯平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兼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团结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领导陕西地下党,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1939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夏党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实现这一方针过程中,伯平有独到见解。他指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隐蔽,关键是保证党员质量,“量的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若党内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马虎鬼’,那就是党员太多了。”他认为,影响党员质量主要是三种人:思想上动摇,斗争中怕死;行动上冒失,不按实际情况办事;工作中大意,不遵守地下组织纪律。他还针对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开展社会活动的三条原则:“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这就是把省委“内无奸细,外不孤立”,“广交朋友”和“白皮红心”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使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假共产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顶住压力,保护了陕西地下党。1948年春,关中部分地区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乱划成份。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说“土改中右是不对的,但‘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看似‘可爱’,实则‘可恨可悲’,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后来他还提醒地、县干部,对于右和“左”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谨慎对待。切忌无限上纲,伤害同志。

  1948年2月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给伯平去电,要求三天内将敌人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调查清楚。伯平接电后,立即将获悉的重要情报报告彭总,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三)

  解放后,伯平同志先后担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十分关心农业和农民问题。陕西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他对关中和陕南、陕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他非常重视发展集市贸易,不但要求各级干部认真调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场考察。早在60年代初,他就主张把自由市场放开搞活,活跃集市贸易,反对关闭、取缔。他说:“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暗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左”的影响,包产到户问题,在陕西争论时间长,范围广,纠了搞,搞了纠,上纠下不纠,明纠暗不纠,几经反复,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生产上不去。伯平体察民情,敢讲真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1962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他曾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他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做法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划小核算单位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符合农民的愿望。伯平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创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四)

  伯平同志在陕西文艺战线上有卓越建树。从30年代到60年代初,他一直参与和领导了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创作了《新考试》、《大上当》、《抓汉奸》、《祁半仙》、《特种学校》等现代秦腔剧本,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伯平先后改编了《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三个剧本,在边区中央大礼堂演出后,轰动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和谢觉哉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后,称赞三个戏改编得好。

  五六十年代,伯平担任省市委主要领导期间,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对戏剧的改革与发展仍然殚精竭虑,不遗余力。1956年春,他主持召开了戏剧改革座谈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全省戏剧特别是对秦腔的继承和改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在表演艺术上,他针对一个时期粗制滥造和抛弃历史遗产的现象,要求在“唱、白、做、打”等方面,苦练基本功,做到有棱有角,有板有眼,有韵有味,有声有色,把十八般武艺学到手。他的这个讲话,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陕西戏剧起了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长期以来,伯平同志在抢救弦板、阿宫和同州梆子等传统优秀剧种上,有特殊贡献。同州梆子是各种梆子戏的鼻祖,销声匿迹近40年,濒临灭种的境地。伯平亲自组织班子,抢救老艺人,改编老剧本,招收新演员,排练新节目,终于创建了一所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校,使这个古老剧种获得新生。

  保护西安明城古迹,伯平也是有功的。1958年“大跃进”年代,有些同志把西安城墙视为封建遗迹,主张拆除。他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请求保留。在习仲勋同志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城墙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年代初,经过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目一新,现在已成为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旅游景点。

  (五)

  伯平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的突出特点是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早在1929年,曾因一个叛徒私自代他登报声明脱党,被组织上做了“一时的政治动摇”结论,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时隔38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9月经过复查,真相大白:该“脱党声明”纯系叛徒所为,伯平同志没有责任,撤销原结论,还了他的清白。50年代后期,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左”倾思潮,他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康生捏造的罪名,错误地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伯平保持沉默。别人劝他发言表态,他严肃地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伯平是个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他对哲学、文学,特别是史学,博学不厌,诲人不倦。他不论是编剧本、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谈问题,总是深思熟虑,亲自动手,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几十年如一日,直至耄耋之年,还孜孜不倦,埋头书案,笔耕不已。离休后,人休志不休,不顾年老体弱,认真撰写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伯平同志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从不搞特殊化。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从不整人。用他的话说,是“包公脸、婆婆心”。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受了他的批评甚至训斥之后,不仅毫无芥蒂,反而更加亲近,视他为严师诤友。

  伯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他,正是为了学习他。他的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他的品德风范与世长存。

  (人民日报 1996.05.20第10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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