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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

习仲勋;马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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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我们现在已是85岁以上的人了。虽然有些事已过去60多年了,但刘志丹一些所作所为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更让我们想念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日。例如,他善做团结工作这一点,就难以忘怀,在今天仍值得重视和学习。

  (一)

  大革命中,志丹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工作。冯很赏识他,看他是西北人,就派他去马鸿逵的第四集团军任少将政治主任(也是党代表)。他说服马鸿逵脱离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支回民骑兵军队)和军阀主义,用新思想和新方法训练军队。马鸿逵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志丹的具体指导下,很快使这支军队的素质得到了提高,在参加解围西安之战中,显示了威力。以后,又出兵河南,攻打北洋军阀吴佩孚,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志丹被驱逐出冯军,但他已在这支军队中交了不少朋友。例如四集团军一营长韩练成,志丹见他本质好,就向他讲革命道理,要他作革命的人,不久他加入了共青团。志丹对他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作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对革命的事。”韩此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并升为中将,但始终记着志丹的教诲,利用他的身份秘密为党送情报,为我军华东的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作了贡献。解放后,他又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1965年他病逝前,汪锋同志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刘志丹将军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我是从他那知道要走革命道路的。”马鸿逵后来追随蒋介石,彻底失败,逃到台湾,被任命到阿富汗作“大使”。他客死任上,死前对随从人员说:“我没有听刘志丹的话,落到这样的结果,一言难尽……”

  再如刘保堂,在国民党甘军陈璋部任旅长,志丹小时和他同过学。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和刘保堂进一步交朋友,无所不谈,后刘保堂想加入红军,志丹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他一直和我方保持友好,1941年被敌暗杀。但在他军队中的进步军官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他的子女也都参加了革命。他的长子刘汉说:“我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做刘志丹那样的人。”解放战争中我军抓住了杀害刘保堂的凶犯张廷芝,公审枪毙,为刘保堂报了仇。

  再如牛化东,大革命中,刘志丹两次派他去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第二次他不想去了,说:“正人披上狼皮,太不光彩了。”志丹对他说:“你在那边军队中有关系,有条件去为党工作。这就是在敌人营垒中闹革命,外白内红。同志们最后会理解你,会对你苦心孤诣的工作,给以加倍的欢迎。”他长期隐蔽于国民党中,后任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十一旅团长,1945年10月,参加领导了该旅的起义。解放战争中,牛任该旅副旅长,领导部队浴血战斗,作出了重要贡献。牛化东常对人说:“我在敌人军队中隐蔽了二十多年,这是刘志丹给我作了思想工作,也是他教给我工作的方法。”

  大家知道,志丹也做哥老会的工作,做绿林好汉的工作,使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有的成为党的著名干部,如马锡五、郭宝珊。他曾使民团团总马海旺走向进步,后来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受他教导或影响参加革命的真是成千上万。志丹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须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革命力量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

  (二)

  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志丹也是处处讲团结的。当然,他的团结是有原则的,但怎样运用得好,就是个思想水平的问题。

  30年代初,他和其他同志辛辛苦苦组织了游击队,但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使下,中共陕西省委的几位领导,来到游击队总是说成分不纯,不打阵地战,搞分田不彻底等等,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以至撤职。按理讲,他的主张是对的,又有兵权,可以不听他们的话,但他在不能说服他们的情况下,接受了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处理。同志们不服气要闹,他劝同志们要有耐心,不要闹。这就是因为他从大局考虑:如果一闹他们就会指责是反党,在敌人面前造成共产党的分裂,这更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存在;他在被领导的岗位上,仍对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尽量减少“左”的危害。因为许多指战员仍听刘志丹的建议,“左”的领导也不得不听从他的一些建议。例如省委代表李艮要求游击区土改,而且限20天内搞完,志丹说不行。农民也说:“分了田,你们一走,敌人会报复残杀我们。”不肯接受分给自己的土地。这才使李艮罢休。打阵地战,死伤了同志,也保不住阵地,这也教育了他,不敢再瞎指挥了。这时刘志丹再去劝说,他才有了转变。

  志丹对事不对人,不因李艮整了他,就对他记恨,而是说他是学生出身,没有经验,实践会教育他,我们应当帮助,而不应反目成仇。他还用李陵、杨修、李岩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告诫同志们,说事物往往是很曲折复杂的,自己要有精神准备,要受得起委屈,也不改变革命初衷。

  1933年,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又撤了志丹的职,强令部队南下打关中,遇到强敌围剿,结果全军覆没。志丹和王世泰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这时有的同志责怪刘志丹没负起责任,志丹一点也不为自己解脱,他说:“现在我们赶快用各种办法联系失散的同志回根据地,重建部队。”他又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也叛变投降敌人了,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剩余的同志返回根据地后,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革命家。

  (三)

  志丹在党内斗争中很讲艺术。1934年7月,中央北方局代表有两个指示,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挑起矛盾。但在开会讨论时,志丹回避了这些指责,引导大家研究当前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使会议有了团结气氛,决定了粉碎当前敌人围剿的方针。这年还从中央来了一位同志叫张庆孚,他一来也是批志丹右倾,但志丹耐心地给他作思想工作,带着他看事实,使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央的说法是不对的。后来“左”倾分子把他也关了起来。最使人难忘的是在1935年西北红军在志丹的指挥下,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解放了六座县城和广大农村,使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的扩大了西北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但后来“左”倾分子却把他诬陷为“反革命”要逮捕他。当通讯员把逮捕密件误送到志丹手中后,他以光明磊落的气魄,单身回到瓦窑堡,到保卫局澄清是非。但“左”倾分子不容分辩,立刻把志丹投入监狱并欲杀害。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救他出了监狱。但由于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难以澄清全部事实,因此虽然平反了“反革命”罪名,仍然留有犯“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这件事他一直未对任何人讲过。只是在东征出发前对妻子同桂荣说:“这次出征对我仍然是一个考验,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人牺牲的。”他牺牲后,他的夫人才想起这句话的分量,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才为志丹彻底平了反,认为他在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

  在党内的斗争中,可以看出,虽然他是领导者,也是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但他更有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唯我独尊。他常说,自己也犯错误,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就是犯的大错误。虽说那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但从个人来说,还是年轻气盛,靠感情冲动,而不是理性思维。这就会走到“左”的方向去。这对他是一生的大教训。他说要避免犯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见了他都如兄弟。内部的事,对他不利他都能忍耐;再危险,再困难的事他也勇于承担。“左”倾分子在狱中拷打审问他和杨虎城部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来往?志丹知道这是寻找“罪证”。他说:“张汉民是好同志,只有我一个人和张汉民有来往。别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左”倾分子说张汉民是反革命军官,你和他勾结在一起,就给他增添了一条“勾结国民党军官”的罪名。这样,就保护了和张汉民有关系的其他同志。

  志丹能听进不同意见,所以他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他办事总是和大家商量,几次打仗,命令已下了,同志们根据新情况提出不好打,或者损失太大的意见,他马上下命令撤退。有的人违犯政策,他要处分,同志们反映这个同志过去立过功,这次是偶犯,他就改为从轻处分。正因为如此,在他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时候,党内是团结的,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事业是有成绩的。

  我们今天纪念他,继承他重视团结工作的思想、善于做团结工作的方法。我们相信,这在新的时期也是有用的。

  (人民日报 1998.10.18第4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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