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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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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闹事(1),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

  我看了方励之(2)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上海的王若望(3)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4)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5)、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6)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7)。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8),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9)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10)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注 释:

  (1)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当局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2)方励之,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九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学生闹事,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犯有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

  (3)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

  (4)周谷城,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费孝通,一九一○年生,江苏吴江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一九一二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5)刘宾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

  (6)六中全会指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邓小平作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见本书《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7)这个讲话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收入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

  (8)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9)指《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社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发表的两篇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

  (10)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分别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学生会干部座谈会及天津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表明了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赞成学生闹事的立场。

  (11)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刊印)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站

(责编: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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