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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青年

刘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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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人民日报》 1997年1月14日)

  1938年3月,党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兼任中央青委书记。他兼任中央青委书记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对掌握青年运动的大方向,以及关心青年成长费尽了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

  青年工作要为党的总路线服务

  陈云同志认为青年运动要为党的总路线服务。抗战时期,青年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青年、教育青年积极参加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这一总路线服务。他总结了抗战初期青年工作经验,对敌后根据地、大后方和延安等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的青年工作的方向。

  敌后根据地青年工作总的方向是发动、组织青年投入抗战。他在1940年6月7日负责起草并经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指示”中,提出了华北根据地四项中心工作:一、建立青年半武装组织(不脱产及半脱产的)及武装组织(正规军的补充性的)。二、加强青年的文化教育,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三、改善青年生活,提倡青年服务,以提高青年社会地位。四、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工作。

  陈云同志还指明了青年参战的重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他在1940年6月发表的《华北青年工作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过去青年工作只限于建立青救会组织,这是必须做的。”“但目前有必要有可能建立青年武装和半武装组织。”“半武装组织和青年文化教育是目前青年团体的中心工作。”根据这些论述,敌后根据地都纷纷把民兵中的青年组织起来,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一类的青年半武装组织。他们有的有枪,有的有红缨枪,积极参加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去破路炸桥,袭击敌人,疲劳敌人。参加“青抗先”的大部分都是基干民兵,通过“青抗先”这种形式,使青年经受了武装斗争的锻炼,既增长了才干,又锻炼了意志,使他们在抗战中发挥了作用。

  大后方党的工作任务是实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是党内小,党外大。当时大后方的青年工作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起来的。

  陈云同志总结了抗战前大后方学生工作经验,于1940年6月3日起草并经党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项决定》,要求学生工作的中心由校外救亡运动转向校内学生工作,重要的大中学及在地方教育界有名望的学校中,应建立短小精干的支部。要求党员首先注意功课、操行。开会每月不超过两次,党员参加群众组织不超过一种。党支部组织不应超过10人,党员设平行支部,组织形式要“杂乱无章”。要争取大多数同学,应以启发思想为主,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违禁刊物。但并不放弃共产主义教育,可能时组织学术性、友谊性的团体。还可以根据环境可能程度组织合法团体,如同学会、女同学会、系会、班会、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这类团体一般不要与学校当局对立,要接近教员,争取教员对我们的同情。领导学生群众斗争时,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向报界揭露真相并适可而止。在斗争中避免支部与支部负责人暴露,应暗中推动,要深深埋藏在群众中。中等学校的党员学生毕业后如能升学应尽量升入地位高、人数多或便于接近群众的学校,如就业尽量选择教育、实业、行政机关并应联络校友参加毕业同学会,扩大对各阶层的影响。

  由于贯彻了《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项规定》,领导学生工作的党组织与同学们联系更加密切了,也注意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使党组织更加隐蔽精干,深深埋藏在群众之中。许多党员还广交朋友,以合法身份进行多种形式的合法斗争,不断扩大了党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青年工作的方向是发动教育青年参加边区各项建设,为巩固新生政权、支援战争而奋斗。主要工作有:发动青年参加边区大生产运动,积极参加开荒、植树。增加边区的农工业生产,争取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动青年参加文化教育运动,参加识字班、讲卫生。大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动教育青年参加自卫队,积极参军,开展锄奸保卫工作;发动教育青年参加“三三制”政权民主建设,参加区乡选举。这些活动的开展,发挥了青年先锋队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为抗战抢夺大批知识分子

  抗战期间,延安成为进步青年的灯塔。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山阴道上络绎不绝。国民党阻碍封锁,甚至把他们抓起来送到集中营,但也阻挡不住青年们的向往。面对这样的客观条件,陈云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抢夺青年知识分子,吸收人才的面要广、态度要诚恳。他指出:“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的。”又说:“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在敌后根据地的建军、建政、建群团中都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为什么提出抢夺青年知识分子?这是由于陈云同志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他对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估价,对大胆使用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他曾经说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非常不了解,他们说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为资产阶级服务,有的为无产阶级服务,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就在这次讲话前几天,他曾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央的决定发出后,他对我们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引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我们共产党革命事业中,都是需要的。”

  陈云同志认为,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他还说:“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悔之晚矣。”他要求解放区党组织要敢于使用知识分子,为他们工作创造一定条件,生活上予以照顾,形成尊重知识分子的环境与气候,以配合各方面抢夺知识分子的总体部署。

  事实上,在抗战中提拔起来的中级干部,大部分是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里产生的。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我们能迅速调出大批有知识的干部去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如两万干部出关去建立东北根据地。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各行各业大批知识人才。这说明陈云同志当初提出抢夺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很大贡献。

  “热炒热卖”大批训练青年

  大批青年满怀热情云集延安和解放区,使抗战急需人才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急需提高素质。为此,陈云同志提出一个适合那种特殊情况的训练方针,叫做“热炒热卖”,意思就是短期训练。除了马列学院学习时间可以延长一点外,一般三五个月一期。

  在教学内容上,陈云同志要求要有两门共同课目,一是政治课,各院校都必须有。这门课要讲坚定的政治方向,要讲党的总路线、方针、政策,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持久战,讲国际国内形势。要组织青年干部学习基本理论,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另一门课是军事课,讲授军事知识、游击战术,不管什么院校都要有这方面课目。他还特别要求一些院校开设党的建设课,讲党的纲领、党章、党的奋斗目标、党性锻炼和组织原则等等。开这门课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建设,让学员在短期内掌握加强党的建设的真谛。

  通过“热炒热卖”使大批青年迅速成熟起来。他们学到一些基本知识和生气勃勃的风气,就派到抗日前线,让他们在战争中继续学习。这时又会有一批新学员进校学习,也有在前方锻炼了两三年后再次回来深造的。在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各类院校采用“热炒热卖”方针训练青年干部共20万人,其中抗大总校和分校先后训练了10万干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为抗战的骨干。这一事实说明,陈云同志提出的“热炒热卖”方针是符合实际的,执行这一方针,为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要讲党性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陈云同志教育青年要处理好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他认为:从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和党员条件来看,党的利益和党员个人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他说当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那么一致时,“每个党员必须依靠对革命对党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用革命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的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每个党员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具体问题上,要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这一条”。

  陈云同志不否认个人利益,但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特别是错误的东西,是毫不客气的。有的同志人生观不对头,参加革命是为了个人“做官”;有的见钱眼开,不顾理想。他认为,这是可鄙的。要求广大党员坚决抵制这种错误的东西。为此,陈云同志提出了几条要求,第一条要求是,要对个人作出正确估计,绝不可以估计过高。他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工作,做得不错,这个功劳怎么看?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第二条要求是,绝对不能有点成绩就骄傲。否则,就将无法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第三条要求是,不要自以为是,要采取科学态度。搞自以为是那一套,耍点小聪明,只有弄巧成拙,使个人和党的位置愈加摆不正。

  陈云同志还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同党性、党的组织性、党的纪律联系起来,引导我们思考,拓宽我们的思路。他的看法是,当党员个人利益与组织决定发生矛盾时,党员个人利益违反党的纪律时,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时,坚决服从党的整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这才算得上纪律好、组织性强、党性强。

  半个世纪过去了,陈云同志当时的那番教育,使不少青年人懂得了要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要认真遵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基本准则。有了这个准则,无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都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要讲作风 精心培育三大作风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三大作风”,并称之为我们党的传家宝。这个传家宝是经过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形成的,要靠青年一代去继承。因此,陈云同志把着眼点放在青年身上,以自己的言行来影响青年干部,精心培育“三大作风”,教育了一代青年。

  在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方面,陈云不仅做到结合实际认真读马列毛泽东原著,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表了30多篇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性文章,并把文章内容纳入他的讲课稿中,传授给青年学生。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着广大青年干部开展工作,带出了好的风气。他把实事求是称为可抵百万军队的无穷力量,认为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弄清事实。为了弄清事实他极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地做过不少调查。他曾找华北九个乡支部书记谈话,每次都谈了三天三夜。事后,他还指导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也进行类似的调查。

  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他强调群众观点。他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要求每个党支部要经常研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问题,经常倾听群众要求什么。他针对当时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事实,强调教育青年干部“不要忘记给群众很多东西”。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他提出不少独创见解。如要遵守“三原则”(即“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和“三要”(即“要采取客观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看现象。”),必须“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反对自由主义。坚持“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他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自我批评更重要”……80年代初,我们党又重提陈云在延安倡导的要求,号召领导干部在检查自己、自我批评上做表率。这足以说明当初倡导者的正确性。

  要讲学习 为在职干部打好理论根底

  当时延安各机关干部都很年轻,绝大多数是20岁左右,对这些青年干部,陈云同志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否则就会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他还从毛主席三次同他讲学习哲学体会中得到启发,组织了中央组织部全体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主席哲学著作,走出了一条在职干部学习基本理论的路子,为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和领导水平摸索了经验。党中央在总结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推动了全党干部的学习。

  当时这一学习活动,坚持了五年,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主要是学原著,自学为主,通过讨论加深理解,并请人辅导。五年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在学习讨论中,强调钻研文献思想,领会精神实质,既敞开思想又不钻牛角尖。

  在学习中,陈云同志身体力行为广大青年干部作出了榜样。他珍惜时间奋发学习,还多读了许多原著,如《资本论》、《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他有丰富的经验,善于把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起来,又善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这是他学习的一大特点。他有一个著名论述,就是三句话六个字。三句话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六个字是:交换、比较、反复。他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加强学习,以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他主张:“要用90%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他这个主张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他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后在思想上的升华。

  通过几年学习,延安在职的青年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学习受益匪浅,终生受益。具体是:第一,坚定了理想和信仰,懂得了社会发展必然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了。第二,认识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了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群众而工作的决心。第三,对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提高了。了解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了解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第四,学习了哲学,知道了怎样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怎样在实践中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辩证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1981年小平同志谈到这些往事时说:“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和右的错误。” 

(责编: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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