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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六次莫斯科之行

李文东

2008年11月21日11:4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少奇是我党我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一生曾六次前往莫斯科,他的每一次莫斯科之行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初入莫斯科——求学之行

  刘少奇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实在有些偶然。

  1920年8月,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后,刘少奇满怀难以掩饰的兴奋,回到湖南湘潭老家筹措经费,准备远赴法国,学些真正的济世才能,以实现其报国的志向。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大批的法国士兵退役,法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刘少奇满怀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

  这是刘少奇在求学之路上的第二次失落。三年前,他好不容易通过在军界工作的哥哥帮忙,投笔从戎,进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可学习不到半年,护法战争的炮火便将讲武堂的校舍连同他的梦想一同击碎。

  两次求学受挫让刘少奇很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去哪里,更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在无助的彷徨之中,他偶然从长沙的《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个名叫“俄罗斯研究会”的组织正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并且说,“赴俄学习旅费花费较少,到俄国后,俄国政府可以优待,不致冻馁。”这个消息令心情郁闷的刘少奇再度兴奋起来——“莫斯科”这个并不特别的名字却因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对中国的革命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刘少奇决定赴俄勤工俭学。

  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其公开的负责人是同盟会会员、著名的进步人士贺民范先生。贺对这位少负才情、胸怀天下的青年很赞许,他不但接受了刘少奇的请求,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将他介绍给了具体负责招生的上海外国语学社领导人杨明斋。终于,1921年5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下,刘少奇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邮轮,和任弼时、肖劲光等一道,远赴苏俄。

  两个多月的旅途颠簸和担惊受怕并没有挫伤刘少奇等人追求真理的执著。7月9日,当他们终于抵达社会主义革命圣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在苏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刘少奇等有幸旁听了这次国际大会。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进入了刚刚组建的专门用来培养东方各民族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那里,刘少奇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环境的熏陶和苏俄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的磨练,刘少奇革命的纪律性和事业心都得到了加强。

  那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其它一些基本生活资料非常匮乏,饥荒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只对红军、儿童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即使这样,享受红军待遇的东方大学学员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肖劲光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即使这样,刘少奇等人还必须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因为忍受不了艰苦,一些人想到了退学,但刘少奇坚持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东方大学后,刘少奇很兴奋,他几次向校方派到中国班的一位政治教导员请教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1921年冬,经过反复考虑,刘少奇毅然决然地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了支部委员。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成员,是刘少奇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使他早年就萌生了的救国救民理想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与目标。1922年初,在填写学校组织的学员调查表时,刘少奇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刘少奇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1922年5月,根据组织决定,刘少奇结束了他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带领东方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回到了中国,并从此真正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刘少奇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求学之旅。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里,刘少奇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参加了国际性会议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他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选择了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争取自由与民主的人生道路。《刘少奇传》说:1922年,“当刘少奇乘坐东去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原野上奔驰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而且是一个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满怀激情地准备回到祖国去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 

  二入莫斯科——求同之行

  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刘少奇如他所愿,开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职,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大罢工和汉口工人大罢工。

  1930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托,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20余名团员来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刘少奇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被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又以中国驻职工国际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了莫斯科。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完全不同于八年前了。八年前,他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满腔的热血都在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救国救民之路而奔涌流淌。如今,道路明确了,需要探索的问题转换成如何制订符合国情的策略方法了,刘少奇已经由一位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成功领导了许多次工人运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人运动领袖,一位知名的共产党人了。对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和途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善于听取、总结和采纳别人的意见,但决不盲从。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而刘少奇勇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又与当时赤色职工国际的基本观点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刘少奇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虽然从本意上说是为了寻求与共产国际的共同意见以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但事实上却更多地带有了斗争与屈辱的特征。

  当时,赤色职工国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西欧各国反对“改良主义工会”(即中国所说的“黄色工会”),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新形势下,国际所属各国工会组织应该独立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大会批准了德国和波兰工人“关于放弃‘进入改良主义工会’这个口号决议”,要求尽量建立“并行的赤色工会”,采取在工厂中建立反对派小组,逐步发展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工会组织。

  更为严重的是,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竟然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决议案。刘少奇不赞成这个提案,他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将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刘少奇坚决反对,并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因为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刘少奇的决议案被批评为“反提纲”、“反决议”,刘少奇本人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1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曼努伊斯基在与会报告中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加深,中国的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迅速成熟,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苏维埃和红军,正在唤起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亲眼见到苏区发生之事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并认为这样的革命形势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动摇着国民党反革命刽子手的政权。

  针对曼努伊斯基的报告,刘少奇发言明确指出,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措施,中国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很难开展起来,远落后于农村的农民运动。而在苏维埃地区,因为还没有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红军中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的骨干队伍,党的领导在紧要关头还犯严重的盲动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必须是实行布尔什维克式的团结,坚持不懈地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努力巩固自己的队伍。

  尽管刘少奇的分析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不认可。

  1931年夏,刘少奇又以刘祥的笔名给赤色职工国际写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危机更加深重、工人斗争继续高涨的情况后,指出国民党施行工厂法、工会法,解散和改组工会,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是与其进攻红军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不可分离的。报告认为,应该向工人提议联合所有的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用同盟罢工示威的方法,在经济斗争中联系到政治口号,联系到争自由的口号,去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解散、改组、干涉工会的一切行动。那种认为国民党解散赤色工会我们就反对,解散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报告分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工作中存在的两点错误和缺点:“第一,在经济斗争中没有运用下层联合战线,在黄色工会群众起来作经济斗争时,没有提出办法使工人的经济斗争得到胜利。第二,不是把纪念节的工作,服从领导经济斗争,提高群众的情绪,建立赤色工会的基础,而是把纪念节工作的目的,当作是游行示威。”报告强调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用赤色工会的口号代替黄色工会的口号,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和叛卖,与黄色工会领袖争取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报告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由于在中国职工运动的策略观点上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无同可求,刘少奇再也无法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了。1931年秋,他带着满腹的委屈甚至是恼火与屈辱离开了莫斯科,返回上海。

  三入莫斯科——求经之行

  1949年5月10日,正在河北唐山考察调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紧急电话,要他火速回到北平,准备访苏。

  其实,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有意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可由于战事和交通等原因,这一出访终未成行。1949年4月,随着国共两党谈判的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同苏联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和支持也被紧急地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6月21日,在苏联总顾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的陪同下,刘少奇与高岗、王稼祥等从北平出发,秘密前往莫斯科。

  刘少奇一行虽然是中共代表团,实际履行的却是毛泽东未能成行的访苏任务。身份的特殊性、访问的特殊性、会谈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的特点。

  7月4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致信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通报了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并将很快取得完全胜利的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决定在本年度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提出新中国将实行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平等互惠地与各国通商贸易的外交原则;并提议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后毛泽东公开访问莫斯科。刘少奇特别强调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国情,认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和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斯大林完全同意报告中的观点,并在阅读中连续批了十五个“对”字。7月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就苏联的国家机构、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进行学习。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信中还提请苏联政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做出帮助,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等。

  7月11日,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等出席了会谈。斯大林在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外交等问题上的基本想法后,就这些重大问题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曾和希特勒合作,所以在反希特勒胜利后处理的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中没有投降日本,抗战胜利后,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同他们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是正确的。斯大林建议中国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他希望中国先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的问题。斯大林承认苏联以前的做法对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他提出,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得毛泽东主席访苏时具体协商。斯大林答应,新中国一旦成立,苏联将首先予以承认。

  此后几天,刘少奇还就经济贷款、购买苏联高射炮、设立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等具体问题与苏方举行了会谈,并取得了一致意见。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三亿美元贷款的协定。

  8月14日,刘少奇带着二百余名苏联援华专家和从技工学校毕业的女儿刘爱琴,圆满结束了自己的第三次莫斯科之行,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刘少奇的第三次莫斯科之行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直接取得了苏联政府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也取得了苏联政府在国际政治上的强力援助,使新中国能够在成立之初的一个月即得到十多个国家的认可。它直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联共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使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建国构想,为苏联援华提供了可靠信息,也使我党对苏联人在1945年中苏条约上的暧昧态度有所了解,从而为年底毛泽东正式访苏时妥善处理中苏条约、确定谈判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它还对5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具有开拓意义,不仅学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经验,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的最终确立打通了交往的通道。

  四入莫斯科——求教之行

  1952年9月,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应苏共中央的邀请,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毛泽东的委托,就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征求意见。

  此时的中国国内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运动已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持续一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进入了和谈阶段,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实现了原定预想。新形势带来新问题:农村中大量存在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业和其它工业原料的需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因素也渐渐显露。于是,如何在这些背景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

  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在莫斯科隆重开幕。来自苏联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刘少奇被安排在大会主席台的第一排就座。8日,刘少奇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的祝词。

  刘少奇原本准备在大会闭幕后同斯大林面谈关于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考虑到斯大林的身体状况,10月20日,刘少奇便以长信的形式向斯大林陈述了这一问题。

  刘少奇在信中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并指出,“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应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

  尽管刘少奇在长信的开头和结尾都声明,信是受毛泽东的委托写的,信中所谈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但信中所谈设想,实际上表达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初步设想。

  斯大林收到刘少奇的信后非常重视,2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

  斯大林非常赞同中共中央关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斯大林还谈了对中国土地国有化、对待富农的政策以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的意见。

  28日,斯大林再次会见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谈论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制定宪法的相关问题。关于此次会谈的细节,由于缺乏相应的文件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中国的人大选举和宪法制定办法在原则上一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会谈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中共领导人,也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向自己的老师,昔日东方大学的名誉校长斯大林求教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问题。此后,这对师生就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商讨国际共运问题了,因为四个月后,斯大林就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的赞同,使中共中央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从1953年上半年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更深入更实际地走入基层,一起寻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避免和减少社会震荡的过渡途径。

  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1953年年底,刘少奇主持批准并向全国转发了由中央宣传部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社会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五入莫斯科——援手之行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国内发生了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的事件。国际上,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引发的思想震荡及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当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流血冲突,政治环境动荡不安。

  波兰局势的变化引起了苏共中央的极度焦虑,他们认为在波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坚决予以制止。10月中旬,苏联开始在通往波兰的交通要道上集结军队,两艘巡洋舰要求进入波兰港口,三个坦克纵队包围了波兰首都华沙。

  在积极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苏共于19日和21日两次发出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莫斯科,协商处理波兰问题。23日,一个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东欧局势。

  在莫斯科机场,刘少奇一行受到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批苏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赫鲁晓夫一方面承认在对波兰问题上采取了粗暴态度,另一方面又对波兰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心存疑虑,希望中共为此做些工作。

  就在中苏两国领导人刚刚坐定,进行具体商讨时,匈牙利传来消息: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动乱。匈牙利和苏联两国在历史上就有一些纠葛。二战后,被苏联扶持上台的拉科西政权又对苏联的政策亦步亦趋,大搞清洗,使国内的民族积怨越积越深。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新政策都使这种积怨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发泄口。23日,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了游行队伍,到晚上时,越来越大的游行队伍已经占领了匈党和政府的一些机关,并同保安部队发生流血冲突。匈党和匈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应匈牙利政府的邀请,24日凌晨,苏军以五个师三万余人的强大兵力进入布达佩斯,控制了该市的一些重要部门和据点。同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匈局势而紧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刘少奇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在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问题上犯了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但他同时表示,尽管发生了问题,我们还是拥护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

  由于匈牙利人强烈的反苏情绪,苏军在开进匈牙利后并没能迅速控制局势,反而使局势越发紧张。西方一些大国甚至提议,将匈牙利事件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处理。

  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刘少奇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0月30日,苏联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考虑到匈牙利国内强烈的反对情绪和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力,苏联政府曾一度考虑从匈牙利撤兵。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中共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在现在这种局势下把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

  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31日晚,赫鲁晓夫到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时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11月4日,应卡达尔新政府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波匈事件给中共领导人以很大的震动,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人在取得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后,不但要处理好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还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发展成对抗性矛盾,危及政权的稳定。

  11月10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刘少奇郑重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三个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

  六入莫斯科——团结之行

  1960年11月5日,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纪念,并出席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

  刘少奇的这次出访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让中苏两党在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正确处理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以此为始,矛盾逐步加大;1957年10月,苏联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使中苏两国关系出现裂痕;1958年,苏联关于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苏中共建联合舰队的提议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1959年,赫鲁晓夫无中生有地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又以突袭的办法,向各党代表团散发《苏共致中共通知书》,指责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中苏两党的隔阂步步加深。

  隔阂虽然存在,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以求反对共同的敌人,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致意见。刘少奇正是带着这种谋求团结的美好愿望踏上了苏联的土地。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结束后,苏方交来一份再致中共的答复书,答复书集中攻击了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文章和讲话中的一些论点。刘少奇对此很生气。9日,在会见苏共领导人时,刘少奇说,我们抱着团结的目的而来,原准备在会上讲一篇热情的关于团结的话,但你们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

  10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许多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苏共更是指责中国搞“民族共产主义”。鉴于大会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改善中苏关系,是刘少奇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他一方面向大会庄严提出,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中删去“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另一方面向国内连发两份电报,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刘少奇同时指示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说:我们要高举照顾大局、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加强友好团结、开好大会的大旗,把这次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他要刘晓以多种方式把中共代表团的这一态度透露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并做好波兰和罗马尼亚使馆的工作,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波、罗代表团,并在会议气氛紧张时能起缓冲作用。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28日,在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苏共终于做出让步,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第二天,他们又提出具体的协商方案:(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为顾全大局,中方表示可以按苏方的办法解决。

  12月1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闭幕。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并发表了讲话。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等几个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后,刘少奇再一次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虽然有一段时间大会的气氛不正常,一些国家的代表对我们进行了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批评,但大家普遍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克服了困难,使大会取得了积极成果。他希望大会后各兄弟党能更加亲密地并肩前进,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分歧、停止攻击,集中全部力量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

  12月7日,在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刘少奇又以《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为题,向莫斯科各界群众发表讲话。在深情回忆了三十九年前第一次来苏的情景后,刘少奇说: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刘少奇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都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因此,加强两党两国间的团结意义非同寻常,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中苏的团结。

  由于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存在着分歧,刘少奇的团结之行并没有为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团结赢得太长的时间,《莫斯科声明》也只是中苏两党妥协的产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被摧垮。”声明的签订,毕竟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党史博采》(2008.7)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责编:祝元梅(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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