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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西藏和平解放
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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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因其与内地相距较远,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军未能进驻西藏之前,西藏的局势较乱。特别是分裂主义分子想趁机分裂祖国。针对这一情况,中央的方针是:“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贺龙坚决执行中央这一方针,在打击分裂势力,促进西藏和平解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贺龙挑起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想趁国共两党决战和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内地还不十分稳定的时机,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预先考虑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这就是:坚决打击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但考虑西藏政教合一的特殊情况,我党应该尽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同时,毛泽东认真考虑了以哪个军区为主解决西藏的问题。一开始,毛泽东考虑以西北军区为主来解决西藏问题。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青海解放后,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表示,祖国统一是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班禅的这个态度十分重要,因为班禅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藏族僧俗群众有重大影响。班禅拥护新中国,支持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是十分有利的。而班禅居住在青海,毛泽东自然想到,要由西北军区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毛泽东也考虑到,解决西藏问题,光靠西北军区还不行,西南地区与西藏相邻并且历史联系密切,西南军区也应该参与解决。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同志并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一、复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们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族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对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内心十分清楚,自己所率领的部队,以及西南地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今后肯定要承担重大任务。他在向部下传达毛泽东电报精神的同时,要求一些部队,特别是第十八军,要有参加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准备,在军事上也要做好入藏准备工作。

  果然,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具体交给了贺龙,要求贺龙和他所领导的西南军区,要研究西藏问题,做好率部入藏的准备工作。

  贺龙率十八兵团入川前即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实,贺龙是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早在率十八兵团入川之际,即着手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成都后,他认真阅读了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材料,派部下了解西藏的情况,同时,他也广泛征求在成都的藏族上层的意见,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其中,过去长期统治四川的刘文辉,就是他频繁请教的对象之一。刘文辉也曾经想解决西藏问题,还派手下人进西藏了解了不少情况。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刘文辉本人也没有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真心,使西藏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但不管怎样,刘文辉对西藏的情况还是了解的。1950年1月23日,贺龙邀王维舟、廖志高与刘文辉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贺龙十分坦诚地说:你对西藏的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向你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你也出一出主意。

  刘文辉曾经在1939年兼任西康省主席,但他以统治四川省为重点,自己不长住康定,只是时而去视察一番。西康省主席一职,实际上由西康省民政厅厅长张为炯代理,直到解放。刘文辉和张为炯统治藏区,自有一套他们的办法,他们主要是依靠藏族上层进行统治。比如,他们都信佛教,并且都是崇奉广布于康藏地区的黄教。由于这层关系,他们与康藏各地的著名活佛、喇嘛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刘、张二人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藏族上层的利益,藏族上层也拥护他们,因此,他们与藏族上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当贺龙等向刘文辉征求如何解决西藏的意见时,刘文辉也以自己当时的认识水平,坦诚相对,直抒己见。刘文辉的意见是: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依靠藏族上层,藏族上层不光经济实力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领袖,对广大藏族群众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把藏族上层争取过来,其它问题就都好解决了。贺龙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认真地听着。贺龙心中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解决西藏问题,基本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使藏族广大群众从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这样才能争取下层广大群众的拥护。有广大群众拥护,解决西藏问题的根基才牢固。但是,西藏情况特殊,上层确实对下层起很大影响作用,要解决西藏问题,也离不开争取上层。因此,贺龙并不先将自己的看法谈出来,而是向刘文辉详细了解藏族上层的情况。谈话中,刘文辉表示:需要我做什么工作,我一定尽全力。贺龙见刘如此表态,便请刘向他推荐一些藏族上层人士,同时也推荐一些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刘文辉见贺龙如此信任自己,便尽其所知,向贺龙推荐了一些藏族上层人士,也介绍了一些专家、学者、名流。刘文辉特别向贺龙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任乃强。刘文辉说,任乃强是西藏问题专家,是难得的人才,1935年组建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时,就被聘为委员。任乃强博学多才,为了修纂《西康通志》,曾对康藏历史、地理、社会、宗教、风土等实地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对中外资料也作过深入的研究。

  贺龙十分重视刘文辉的意见,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才的人。他知道,要解决西藏问题,自己要将一些专家团结在身边,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提出好的解决办法。而任乃强正是他所需要的专家。贺龙决定把任乃强请来,和他长谈一次。贺龙是个认真的人,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地图等,在处理完公务后,就潜心研究这些材料。

  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贺龙派李夫克把任乃强请到他的住所,同时也请中共西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胡耀邦等参加接见。一见面,贺龙就亲切地握着任乃强的手,非常诚恳地说:“任先生,你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请就你的看法,爽快提出来,我们大家研究。”任乃强见贺龙这样亲切、诚恳,也就敞开胸怀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的东部的,经验比我丰富。我试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问题仅供参考。”贺龙挪开嘴里的烟斗,笑着说:“你就直接说好了。”于是,任乃强谈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应注意的事项,谈了如何解决语言困难,谈了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问题。任乃强还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保护寺庙、团结僧侣对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贺龙听后不住地点头,郑重地说:“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绝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贺龙非常清楚,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则,是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是他最紧要的任务。于是,他又向任乃强问起进军路线。任乃强很客观地说:我不懂军事,但了解一些地理环境。接下来,任乃强毫无保留地向贺龙谈了他以前到康藏民族地区去作实地考察的情况,他说,我去考察,虽是进行学术的探索,也是出于爱国心的驱使,才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他向贺龙清楚而又简要地介绍了西藏的地理、从哪个路线进军方便等。最后,他对贺龙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有过光荣的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和英国签订了几个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英国的侵略就越来越猖狂了,公然派人到昌都、大小金川、打箭炉、巴塘勘察资源,测绘地图,搞社会调查。”任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看着外国人去调查,应当自己搞调查研究,这样,他下定了决心,利用修志的机会,搞出了一份西藏地图来。贺龙听到任乃强自己亲手绘制了西藏地图,非常高兴,立即问任乃强绘制的西藏地图的情况,任答复说:由于条件的限制,还不能说得精确。一共20大张,其中两张还没有画完。画完后,我要把这些地图全部无偿地提供给您。贺龙赞扬任乃强有一颗爱国之心,表示共产党人要虚心向他这样的专家学习,不光解放西藏,以后的和平建设,也要依靠他这样的人才。临告别时,贺老总紧紧握着任乃强的手说:“今天向你学到很多东西,感谢你了!”贺龙的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使任乃强深受感动。此后他见到知识界的同仁,就赞扬共产党,赞扬贺龙,这使四川许多知识分子很快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也使与这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信任共产党。这为后来西藏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谈话后,贺龙还派部队的工作人员到任乃强家里,帮助他一起完成后两张图的绘制。在贺龙派来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任乃强很快完成了他的西藏地图的绘制工作,这份地图后来印发到了进藏各部队。

  贺龙请任乃强来谈话,只是他团结四川知识分子的一例。其实,贺龙在进军西藏之前团结熟悉西藏情况的知识分子的事例是不少的。仅仅他请这些上层人士到自己家里谈话来说,就有许多。当年,他还请了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谢安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些谈话中,贺龙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作为一个统帅,他已经全局在胸了。

  贺龙布置部队进藏

  就在贺龙对西藏情况进行认真了解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订在北京签字,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放军进藏。中央决定,解放军进藏的主要任务,由贺龙领导的西南军区担任。1950年1月10日,贺龙就进藏部队、进藏路线以及宗教方面等问题向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对西藏的情况和解放军进藏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此后中央在进行进军西藏的部署时,贺龙的这份报告是重要参考文献。

  中央军委很快就批准了贺龙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进军西藏军事部署的具体意见。西南军区立即着手实施进军西藏的工作。1950年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以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并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

  指派的部队进军西藏之前,贺龙对进军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认真检查。他亲自到部队中去察看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连里的火炮,他都要蹲下身,亲自打开机关,看一看是否无故障。贺龙特别注意军队装备、人员素质、部队给养等问题。考虑到今后应付突发事变的问题,贺龙提出了进藏部队装备

  一定要好,部队人员身体素质一定要好的意见。同时,他考虑到,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民族隔阂较深,因此,进军的给养,一定要全部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这样,补给就成了进藏部队的首要问题。贺龙曾多次听取与研究进藏部队后勤供应工作,并且反复交代:进藏部队需要什么,能办到的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贺龙把自己解决部队给养的意见与刘伯承、邓小平讲了,刘、邓二人很赞成贺龙的意见。三个人经过反复研究后,提出了一个较完备的方案,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个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动员全军支援十八军进藏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我十八军现在受领进占西藏的光荣任务,我们决定动员全野战军的一切可能的力量,从装备、运输力各方面来支援该军。因此,决定由每军抽调精良的马匹,组织1000匹马的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及驮鞍,并责成第十、十一、十二军,每军从战士中抽调四川省以外各省的3000名(共9000名)精壮士兵给十八军……各军抽调12门九二式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一个基数的弹药……保证供应进藏部队。

  贺龙还考虑,对进藏部队的供应是长期的,供应线不能中断,为此,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管这件事。在他的建议下,西南军区决定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第十八军副军长昌炳贵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后勤政治部副主任卢南樵为政治委员,负责支援进藏工作。进藏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从缴获的国民党的汽车中,挑选出四五百辆,组成汽车运输队,分班轮流开往西藏,运送物资,还筹集了大量的汽油、酒精等燃料,供给进藏部队。

  贺龙十分重视进藏支援司令部的工作,该司令部成立后,贺龙专门找昌炳贵和卢南樵谈了一次话,贺龙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要在政治上争取民心,就要团结当地广大群众。而我们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就是争取当地民众的关键。要不吃地方,我们自己的供应就必须保证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运到西藏。因此,你们的运送工作是政治任务。要做好后勤支援工作,就要研究如何使运输部队的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马运输。有些山道,牲口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不光要质量好,还要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重量轻,便于战士携带,也便于运输。当昌、卢二人谈到,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性能好、重量轻的比较少时,贺龙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2月3日,贺龙签发了《西南军区关于支援入藏工作向军委和西南局的报告》,指示:“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我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划,实施补给。”

  这一切安排好后,贺龙立即组织实施部队进藏。他令第十八军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和进藏先遣支队,以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为司令员,军敌工部部长陈竟波为政治委员。先遣支队成立不久,即派出工兵营和侦察营作为先头部队,到达康定,接应大部队向西藏进军。

  2月15日,贺龙、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发布了《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指战员进军西藏,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解放和建设祖国的边疆。3月25日,第十八军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的动员大会,各师也召开了出师动员会议。之后,第十八军各级党委继续进行认真深入地反复动员教育工作,使部队明确了解放西藏不仅在军事上对保卫祖国西南边防有重大深远的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对国际影响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第十八军官兵明确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后,即在部队和机关中形成了练兵热潮。支援司令部在雅安、天全、滥池子、泸定、康定、两路口、营官寨、道孚、东西俄洛、理塘等沿线设了仓库和兵站,专门负责进藏部队的补给运输。根据西藏高原交通困难的特点,准备进藏的部队除积极抢修雅(安)甘(孜)段公路汽车补给线以外,还组成了畜力运输队。 

  格达活佛之死

  贺龙知道,进军西藏,不同于在内地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我军面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慎重稳进。他告诉进藏部队,不能冒然进军,一定要把前方情况搞清楚再进军。按贺龙的这一进军方针,3月初,进藏先遣支队侦察、工兵两营抵康定,第一五四团、一五七团分抵甘孜和巴塘。之后,第十八军前进指挥所即令先遣人马进行敌情、气候、兵要地志及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并且着手与当地过去同共产党合作的藏族上层人士取得联系,格达活佛就是他们重点联系的对象之一。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3年出生在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的德西地村。由于格达活佛勤奋好学,为人俭朴、公正、廉洁,极喜帮助穷苦群众,因而深受藏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坐床的白利寺所得的布施和其他收入,除寺庙供奉外,大部用来周济附近的穷人。

  早在1936年贺龙、肖克率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由于红军有针对性地在军内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广泛宣传红军纪律和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建立回、番民族自治的政府,回、番民族各自管理自己的事等等,迅速解除了广大藏族同胞的疑虑。当时,格达活佛在朱德、刘伯承、贺龙的亲切教导下,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年仅33岁的格达活佛,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藏族中的崇高威望而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担任副主席的格达活佛,一面热情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一面率领僧俗为红军作翻译、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措军粮、马料。

  红军离开甘孜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主还乡团疯狂地进行反扑,博巴政府的成员被杀害者达40余人。格达活佛毅然挺身站了出来,与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使上千名红军伤员免遭敌人杀害,保护了大量的革命群众。在他的掩护下,红一、四方面军留在康北高原的3000余名伤病员,绝大部分都被藏汉人民救护或转移。

  格达活佛同共产党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为共产党做工作,他愿意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1949年夏西藏发生 “驱汉事件”时,格达活佛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多次表示自己愿意去拉萨做西藏上层的工作。1950年5月上旬,格达活佛致电朱德,再次郑重表示:自己愿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7月,中央人民政府同意格达活佛前往西藏进行规劝,以消除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误解,促使谈判早日进行,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但是,不幸的是,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却被当时明为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实为英帝国主义间谍的福特所毒害。格达活佛壮烈地以身殉国,时年仅47岁。

  贺龙得知格达活佛以身殉国的消息后,既悲痛,又愤怒。他决心,一定要实现格达活佛的遗志,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同时要查清是谁害死了格达,为格达复仇。此时,贺龙已经把精力投放到部署十八军进兵昌都之上,日夜为进兵的军事和后勤事宜操劳。同时,贺龙和邓小平等西南地区领导人一起,筹备追悼格达的大会。在贺龙的亲自安排下,西南军政委员会组成了以王维舟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贺龙还责成西康人民政府办理格达的身后事宜。1950年11月25日,重庆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格达活佛大会,贺龙、邓小平、王维舟、李达、张际春、梁聚五等亲临大会致祭。贺龙和邓小平联名送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刘伯承送的挽联为:“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开完追悼大会后,贺龙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他又写下了《悼格达委员》的文章,赞颂格达为祖国统一而奋不顾身的精神。

  指挥昌都之役

  就在格达活佛被害之际,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鼓动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谈判,同时将西藏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代本(西藏地方武装建制,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加以扩充,每个代本扩大为一个加强团,将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又从外国购进大批军火,加强代本的武器装备,每个代本都配备了美国电台,还请来英国教官训练各地藏军,作为后备武装。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还下令:各寺院念经诅咒解放军。分裂主义分子除在阿里、黑河地区派驻了一部分藏军外,考虑到西昌是西藏咽喉,也是解放军进藏的必经之路,便派号称能征善战又由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第三、九、十等7个代本和其他3个代本的一部,在昌都一带摆开,企图依据金沙之险,抗拒解放军。

  贺龙一直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他对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认定,目前,和平解决西藏的大门,已经被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所左右的西藏当局关死,必须在军事上挫败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抱有幻想的西藏地方军事武装力量——17个代本,才能给予分裂主义分子以沉重打击。从此,贺龙开始把主要精力投放到部署军队,攻打昌都之上。

  昌都是进藏之大门,高原地区的战略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贺龙有一个基本认识:打下昌都,就解决了进军西藏的关键问题;歼灭藏军主力,也就打掉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分裂活动的基础。贺龙与邓小平经过多日反复研究,决定集中一部分兵力于昌都一线。在调动好军队并大体制定了作

  战方案后,贺龙与邓小平联名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发起昌都战役的具体安排:以第十八军之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共6个团的兵力,攻击据守昌都的藏军7个代本。

  在北京的毛泽东仔细考虑了这一计划,最后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经过进一步部署,贺龙与邓小平在当年8月下旬联名下达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主力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10月10日前后占领昌都。另以该军五十三师1个团同时由巴安(即巴塘)出动,歼灭宁静之藏军,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以十四军之一部,同时歼灭盐井和竹瓦根之敌。西北军区之玉树部队归五十二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

  就在贺龙部署昌都战役之时,分裂主义分子也在英国和美国顾问协助下,加紧在金沙江西布置防务。他们试图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柯(不含)线为重点,在昌都附近及其正面、沿金沙江南至盐井北抵国德的狭长地带,作分区域的单位配置,企图依托金沙江天险,抵抗解放军。7个代本共4500余人,约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一,全部在昌都一线展开,与解放军一搏。另外,征调民兵、僧兵3500余人,配属在各代本中,作为补充兵力。这些补充兵力分散配置于上述地区,协助藏军主力部队作战。这样,与解放军对抗的藏军,总计达8000余人。

  针对藏军的部署,贺龙部署的战役基本方针是:集中兵力,包围藏军,主要是歼灭其主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重要的是争取藏军,以少毙敌,多争取敌投降为原则。他的具体安排是:鉴于地形、交通、敌情诸因素,十八军参战部队以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及该师炮兵连、工兵连、军直炮、侦、工3个营及五十四师炮兵连,共1万6千余人。云南军区之二二六团、一二五团1个营,青海军区骑兵支队,亦分由南北出动参加作战。

  贺龙的军事计划是:先对昌都实行战役包围,切断敌军之外援,不使敌军逃脱,然后聚歼敌军。按这个思路,贺龙于9月初即下令: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主力分批乘车从川西出发,中旬至甘孜,下旬分批向前开进。10月6日,第五十二师炮兵营进至邓柯;军直炮、工两营及五十四师炮兵连进至德格;一五七团及五十三师炮兵连进至巴塘;一二六团进至德钦;青海骑兵支队进至玉树;各部队行进之际都以隐蔽动作前进,不露声色。这样,对昌都之敌达成了马蹄形的战役包围。贺龙要求,在发起攻击之前,十八军要召开一次作战会议,再慎重研究一次作战部署。按贺龙的指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认真研究了敌情,反复推敲了作战方案,最后,会议认为:根据敌情,昌都战役发起后,可能有4种变化:一是敌收缩兵力扼守若干要点;二是沿用过去与清兵作战的战例,作有组织的退却,诱我于不利地形选择一路与我决战;三是就地分遣、打游击;四是发现我力量不可抵御时除以一部阻我前进外,还令民兵向我腹背游击袭扰,其主力则分路迅速后退,以保存其实力。藏军的退路有二,一条是经恩达、类乌齐东逃退往拉萨,从该路退却的可能性大;另一条是由昌都南逃,经邦达、八宿,西折拉萨或由此路顺河谷南下逃察隅、萨地亚,从这条路逃退的可能性小,但当其西路被我切断或重兵逼压的情况下,亦有可能南逃。

  根据以上敌情判断,张国华决定采取正面攻击与战役迂回相结合的方针,令各作战单位分路、分头有机协同地发起战斗,逐步地向中心机动,在战术上亦采用正面突破与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手段,以求占领昌都,将敌会歼于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及类乌齐、恩达地区且以歼敌之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

  10月初,我军发起昌都之役。在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全歼南线敌之主力部队,北线之敌在遭到我军多次打击后,节节败溃,逐步向昌都收缩。至18日拂晓,我骑兵支队已进至恩达,第一五四团进至类乌齐,切断了敌之主要退路,被正面进击部队则迅速向昌都逼进,此时除昌都南邦达尚有一缺口外,其他各路均被解放军堵死。10月18日,昌都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经大小十几次战斗,扫清了昌都外围之敌,于10月18日晨逼近昌都,西藏地方当局驻昌都地区的藏军总司令见大势已去,急带4个代本和总督卫队,放弃昌都,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逃窜,当晚抵达斌多,但为时已晚,西北骑兵支队先头团横越了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到达了恩达、类乌齐,将敌人南逃的门户封住了。敌遂折头改向邦达、八宿方向逃窜。骑兵支队发现敌向邦达方向逃跑后,即兼程由外翼向南迂回,截歼逃敌,并于10月19日夜进至宗驿山,当即控制了山垭口及道路。敌总署机关和4个代本及卫队于20日晨赶至宗驿山,见解放军已堵住去路,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第二、三、四、七4个代本及总署机关和总督卫队共1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当骑兵支队在宗驿山歼敌主力时,第五十二师主力已经进入昌都。此役历时18天,以我军的胜利告终。

  昌都战役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俘敌数千人。贺龙指示,对藏军战俘要以高度热情和诚恳对待,要采取迅速释放和对战俘更加优厚的原则,以扩大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并使之在释放后不致再组成部队继续为敌。对伤俘进行医治并予以安慰解释;对于击毙的敌军尸体,一般采取动员当地人民或喇嘛按西藏人民风俗习惯安葬。战俘释放前,集中进行教育,讲解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对藏军军官除讲解一般形势外,着重讲解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和向西藏当局作为和平谈判的10个条件。释放时,给藏兵每人发放路费银洋3元,缴获私人的物品一律归还,缺者补发;四品以上官员每人并发骡马2匹(五品1匹)。贺龙还要求,对藏族上层人士,要高度尊重。这些措施,使解放军得到了广大藏军官兵的信任,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特务分子诬蔑解放军杀害俘虏的谣言,并且感动了当地群众,得到了藏族人民普遍拥护与支援。被释放的藏军官兵,在返回途中和到家之后,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减少了第十八军向拉萨和平进军的困难。

  10月21日,贺龙、邓小平电示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美英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和平进军西藏

  贺龙亲自指导下的昌都战役的胜利,消灭了藏军主力,打掉了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依靠,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很大震动和混乱。以大札摄政为首的一小撮亲帝分子和分裂主义者挟持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亚东,并准备进一步逃亡国外。他们的这一行动,遭到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也引起了在西藏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寺的强烈不满。在达赖左右堪布、噶伦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达赖外逃,而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激烈斗争,最后,摄政大札下台,由十四世达赖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其中,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聚集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经过23天的商谈,双方于5月21日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史称十七条协议)。5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

  签字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思想、生活情况,指示第十八军要尽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十七条协议而努力。毛泽东对张国华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都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5月25日,毛泽东签发了《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指示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

  此时,在西南的贺龙也向部队提出了要注意宗教和民族问题,要依靠西藏广大民众,也要团结西藏上层的要求。贺龙的想法和毛泽东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张国华谈话的内容传来,贺龙十分高兴,他要求部队要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经贺龙推荐,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经武为中央驻西藏代表。此后,贺龙认为,张经武一定要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以最快的速度到拉萨任职。他要求张经武等人,不能从陆地走,那样会耽误很长时间,一定要从海上走。按这个意见,张经武等人从海上绕道亚东,前往拉萨。与此同时,贺龙命张国华、谭冠三率部队分数路向拉萨进军;西北军区也先后派出两支部队,一支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支部队从新疆南部向阿里前进。不久,贺龙与邓小平联合下达命令: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萨;第十八军主力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

  按贺龙的意见,张经武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经印度、亚东,于8月8日抵达拉萨。8月17日,达赖自亚东返回拉萨,采取了与中央代表合作的态度。

  一直关注西藏局势的贺龙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在此情况下,解放军大部队及时到达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主义分子,防止分裂活动的关键。贺龙决定,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先遣支队108人要马上出发。按此指示,我军先遣支队长途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和许多横断山脉,走过满是积雪没有人烟的地区,于9月9日到达拉萨。

  解放军先遣支队的到来,受到了拉萨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却不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务们不甘心西藏和平解放,他们策动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河两岸摆了4个代本,构筑了工事,架起了枪炮,气势汹汹地要撕毁和平协议。鉴于这一情况,贺龙提出,解放军大部队必须立即出发,进驻拉萨。他将这一情况电报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成贺龙的意见,遂下令十八军立即出发。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带主力到达拉萨。

  到达拉萨的解放军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给养跟不上。按毛泽东与贺龙在北京时商量的意见,解放军到西藏后,不向当地征粮,一切给养都要由自己解决。但是,解放军长途行军,带的粮食有限,很快就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由于粮食非常紧缺,指战员们一天连两顿稀饭都喝不上。解放军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反动派利用手中掌握的部分武装力量,不断向解放军挑衅。贺龙十分关心进驻拉萨的解放军的这一处境。他要求西南军区派支援力量运送物资,保证进驻拉萨的部队的给养不中断,同时要求进驻拉萨的部队要深入做群众工作,争取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持,对反动派的挑衅,要坚决予以还击,打掉他们的反动气焰。贺龙把西藏的有关情况和自己的安排,打电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在给贺龙及已经率部进入拉萨的张国华、谭冠三的电报中指示: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对于反动派的挑衅,采取“不打第一枪”的方针,后发制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贺龙得此电报后,又向张、谭二人提出了一些落实毛泽东指示的具体意见。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贺龙的部署,解放军很快就在拉萨站稳了脚。广大藏族群众,对解放军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特别是下层受压迫的藏族群众,称解放军为“金珠玛米”(藏语,赞颂解放军为菩萨兵的意思)。但在帝国主义分子支持下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却加紧活动、制造事端,企图把解放军赶走,重做西藏独立的梦。

  贺龙很快就得到了进驻拉萨的部队领导的汇报,他经过反复考虑后,指示驻拉萨部队,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要紧紧依靠当地广大群众,同时也要做争取上层的工作,做通了上层的工作,会进一步孤立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按贺龙的指示,张经武亲自去见十四世达赖,指出,伪人民会议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并提出要求将在幕后进行策划的两名司曹立即撤职,限于数日内答复。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司令员,十八军政治委员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错饶杰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贵为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按照贺龙关于在军事上也要做好准备的指示,张经武命令驻拉萨部队为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为了增加解放军在拉萨的军事力量。张国华命令进驻到山南地区的一支部队,迅速驰往拉萨。

  在西南主政的贺龙,日夜思考着西藏问题。他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西藏情况与内地不同,不宜像在内地那样,解放一个地方就马上成立军政委员会,西藏的军政委员会不妨晚一点成立,也不必马上改编藏军。他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电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到西藏的客观实际情况,为了缓和汉藏民族关系,缓和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利于进藏部队站住脚跟,因而决定暂缓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同时争取早日修通川藏公路。

  贺龙还考虑到,西藏地域广大,情况复杂,我们又决定暂时不改编藏军,在此情况下,原来进驻拉萨的十八军的兵力远远不够,必须向西藏增派部队。他再次打电报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十分赞成贺龙的意见,中央军委很快做出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1951年11月27日,从青海出发的西北军区独立支队进驻拉萨,与十八军胜利会师。12月20日,十八军与西北军区独立支队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军事力量大大加强。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西藏地方政府以达赖的名义下令撤了两名司曹的职,解散了伪人民议会,西藏政治局势开始缓和。爱国势力抬头了,有人敢说话了。张国华、张经武等积极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并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广大的上层动摇人士身上。对于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向他们讲明,只要他们坚决脱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关系,不进行破坏和捣乱,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张国华等还亲自到布达拉宫和拉萨三大寺,看望喇嘛群众,散了布施,献了哈达。这些行动,很快在广大藏族群众中传开来。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谣言不攻自破,不光是藏族下层群众,多数上层群众也站到了支持解放军的立场上来了。这使西藏局势从根本上稳定下来。从此,西藏开始走向新生,走向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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