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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国学大师刘文典的恩恩怨怨

杨飞  郭红娟

2008年12月05日13: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初 识

  陈独秀与刘文典的初次相识,是在安徽公学。

  1904年3月21日,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在安徽芜湖问世。作为当时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安徽俗话报》的出版发行,“对青年界的反帝爱国思想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在《安徽俗话报》的引领下,芜湖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但由于公开发表革命演说、开办革命报纸的风险较大,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考虑转变革命宣传的途径。一些人选择了开办学校,希望从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入手,来进行深入的革命思想传播。安徽公学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

  安徽公学的创办人是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1904年2月,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接纳安徽在湘子弟,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为教员。1904年底,安徽旅湘公学正式迁往芜湖,更名为“公立安徽公学堂”,校址设在芜湖二街三圣坊。刘文典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安徽公学的。

  刘文典原名文骢,字叔雅,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怀宁县。其父刘南田以经商为业,早早地便把刘文典送入教会学校读书,希望儿子能学会“洋话”,今后能与洋人做“大买卖”。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刘文典外文基础扎实,但他却逐渐同情民主革命,倾心于国学研究,与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1906年,刘文典辞别父母,到达芜湖,正式进入安徽公学读书。

  当时的安徽公学在李光炯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已成为皖江流域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来校任教或教学的教员,尽管有不少是怀着革命宣教目的,但也都是拥有真才实学之人。在课堂上,他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发言,抛却传统教育的束缚,一边传播文化知识,一边传播进步思想。这足以与刘文典早前就读的上海爱国学社声名相当。在这样的环境下,刘文典的思想得到了很大升华。在此期间,刘文典结识了“狂人”陈独秀。

  陈独秀当时被聘为安徽公学的国文教师。他上课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但仍然堂下鸦雀无声,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受其新思想影响,学生写作业时也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陈独秀批改作业,见一个学生作诗“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闭户掩柴扉”时,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笔在一旁批了“诗臭尿腥”四个字,然后又加了两句诗:“劝君莫做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什么纲常名教、什么师道尊严,在“势与封建孔教相决裂”的陈独秀眼里,都不值一文。

  年轻的刘文典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革命气氛的新环境中,大开眼界。他对陈独秀很是钦敬,并从陈独秀那里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这为其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打下了基础。陈独秀也记住了这个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优秀青年。

  营救陈独秀

  1905年革命志士吴樾刺杀清政府出洋五大臣失败,壮烈牺牲,这一血的事实让陈独秀清醒地看到了暗杀能量的局限:“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看不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陈独秀认为,暗杀无法担负大规模革命运动的重任,长久之计还在于培养革命人才,发动武装起义。经过慎重考察,他将目光聚集于像刘文典这样综合素质优异且思想进步开明的安徽公学学生身上。

  吴樾牺牲后,陈独秀停止了《安徽俗话报》的出版发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岳王会的事务上。岳王会是1905年陈独秀与时任安徽公学体操教员、后来担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秘密集结的一个反清团体。

  在陈独秀、柏文蔚等的精心运营下,岳王会组织很快发展到安庆、南京等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具影响。安徽公学的许多进步师生都曾参加过这个组织或与之有密切联系。刘文典也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加入了岳王会。

  岳王会等组织和进步师生在安徽公学的活动逐渐引起了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注意,他们开始疯狂地迫害进步师生。陈独秀、刘师培、苏曼殊等被迫先后赴日。1909年,在结束安徽公学的课程后,刘文典也东渡扶桑,求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他在这里结识了章太炎,曾随堂听《说文》,又应章氏之邀,参加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政纲。他一度还学习军事,练习施放手枪和炸弹,准备参加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此时陈独秀正在国内忙于革命,两人鲜有来往。

  “二次革命”开始后,陈独秀紧紧追随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起草《安徽独立宣言》,准备宣布独立。8月上旬,因皖省代理都督胡万泰变节投靠袁世凯,柏文蔚被迫离皖,作为坚定同道的陈独秀也不得不逃离安徽省会所在地安庆,抵达芜湖。

  当时芜湖的驻军负责人龚振鹏,是陈独秀在岳王会的旧相识。龚振鹏与柏文蔚一向不合,因而在柏遭遇胡万泰的倒戈后,按兵不动,置若罔闻。陈独秀到了芜湖后,径直闯进龚振鹏的指挥部,大声责问其“是何居心”?龚振鹏一听,气得浑身发抖,看到陈独秀这副横竖不怕的模样,更是怒上心头,立刻吩咐手下将其捆绑下狱,并张贴布告要枪决陈独秀。

  陈独秀临危不惧,面不改色,怒斥龚振鹏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倒行逆施,并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就在龚振鹏要枪决陈独秀的危急时刻,旅长张永正带着卫士赶来实行兵谏,龚振鹏才没敢立即动手。此时,刘文典已经回到上海,在《民立报》担任英文翻译和编辑。因为革命的关系,他与芜湖方面来往较多,很快就听说了此事,心里明白双方已是剑拔弩张,只不过龚振鹏忌惮陈独秀的社会名望和张永正的兵谏,暂时还不敢轻易动手,但危险是时刻存在的。万分危急之际,刘文典想到了已经逃离到南京的柏文蔚。柏文蔚在接到刘文典派人火速送来的求救信后,也知道情况紧急,不敢耽误,立即坐船到了芜湖。

  柏文蔚与龚振鹏虽然久有间隙,但毕竟都是革命同道。龚振鹏也并没有真要杀陈独秀的意思,只不过是被陈独秀激得没有台阶可下,一时冲动,才动了杀机。如今,各方求救之声不断,当然是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就放了陈独秀。

  也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每每想起这段往事时,都对刘文典心存感激。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

  结盟《新青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已是同盟会会员的刘文典再度远渡日本,任中华革命党秘书处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先生英文电报的起草、翻译工作。

  1915年9月15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问世。新青年以“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为旗号。“宇宙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陈独秀在《敬告青年》结尾的放言,唤起了远在日本的刘文典的写作激情。

  1915年11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问世。在这期杂志的目录中,赫然出现了“刘叔雅”的名字。这是刘文典首次亮相《青年杂志》。文章标题为《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这是一篇译文,原作者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1897年,赫胥黎的《天演论》被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译为中文,曾风行一时。刘文典选译的这篇文章,是其介绍自然科学新进展的力作。

  《青年杂志》虽不像《甲寅》杂志那样公开批评时政,但正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宣称的:“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人权并重”,《青年杂志》需要这样高品质的介绍西方科学新思想的文章。陈独秀对其非常重视,安排了15个页码的篇幅。

  经年苦学,厚积薄发。刘文典高超的文学才情与广博的自然学识,在这篇译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在翻译介绍关于天文学的一些基础知识时,他采用散文诗般的语言翻译道:“天文学在诸科学中予人以无关日用之观念,而又最足使人破除先人所传来之信念者也,使吾人知此状若甚坚之大地,不过为旋转太空无数微尘之一。吾人顶上所谓平和之穹苍者,其实为至精微之物质满布,其诸分子奔腾澎湃,有若怒涛焉。”

  更为出彩的是,《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对于原文中比较晦涩的字句,特意加注了一些更为仔细的解释,告知读者翻译的原委与酌选,使之一目了然。此时的刘文典抱定一个信念:要想让中国的青年人尽快走出愚昧、赶超民主,首要之事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地掌握一些外语,与西洋文化尽快“零距离”。

  由翻译《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开始,刘文典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青年杂志》重点推荐的“高产作家”。从第一卷第三号到第一卷第六号,几乎期期都有刘文典的译文或创作。

  “刘叔雅”的文章开始成为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它们在《青年杂志》上的刊登位置也越来越靠前,传阅率也越来越高,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兴奋点”。陈独秀与刘文典的革命友谊,也在不断地巩固着。 

  横扫“灵学妖雾”

  1916年9月,因与上海基督青年会的刊物《上海青年杂志》名称相似,《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继续出版。在陈独秀主持下,《新青年》开始向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垃圾发起了全面的冲击。此时,刘文典已经回国。在这场科学与迷信的战争中,他始终站在陈独秀一边。

  那时候,全国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在一般群众中有很大的市场,甚至连文化界也成立了“灵学会”,传播种种鬼话,认定要借神仙鬼怪之力才能拯救苍生。陈独秀、刘文典、易白沙、钱玄同、鲁迅等《新青年》同仁,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决定给予回击。

  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胡适、刘文典、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仁先后被聘执教北大。随着进步力量的增强,陈独秀开始筹划对封建迷信展开“战争”。

  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抛出短文《有鬼论质疑》,投石问路,与当时弥漫全国的“灵学妖雾”展开论争。很快,一位叫“易乙玄” 的灵学会成员就写来反驳文章《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逐一回应陈独秀的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所以能见鬼神,或能听到鬼神的声音,是因为富有一种灵力,“若鬼,富有灵力之人易见,否则不易见,此盖有难见易见之别”。

  刘文典受陈独秀的嘱托进行反击。他心里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如何反击易乙玄的谬论,而依然是忧虑国民对于科学的愚昧、对于未来的迷茫。他在反驳的文章里感叹说,鬼神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视,谋国者所当深省也。”他甚至借用韩非子的话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如今妖雾弥漫,乱象丛生,国人再不清醒,“亡其无日矣”!

  后来有学者评价,“当年追随陈独秀参加批判‘灵学’的,还有刘叔雅、陈大齐、王星拱、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和易白沙等人。但是,除了刘叔雅之外,其他人对于‘灵学’的批判,或指出‘灵学’没有科学依据,或通过对‘灵学’活动的破绽作审查而加以否定,或以先秦诸子的朴素的无鬼论来批判‘灵学’的‘有鬼论’,因而远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把对‘灵学’的批判上升到严格的哲学层次。”

  在这一点上,刘文典立下了大功。

  奔走再救陈独秀

  1919年4月8日,在封建守旧势力的疯狂攻击下,陈独秀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陈独秀拒绝了蔡元培邀请他到史学系教授“宋史”的邀请,从此不到北大上班,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是陈独秀因为胡适不希望《新青年》过多涉及政治而另外创办的一份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

  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写了篇《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公然为“布尔塞维克革命”叫好,“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刘文典不太赞成这篇文章所呈现出的左倾革命情绪。事实上,从1919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灵异论》之后,刘文典就再也没有在这份开始变得有点“主义”的杂志上刊登文章了。他尽管依然关注国事,但却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潜心学术的学者。两人的思想观点,开始出现分歧。

  刘文典注意到,在激进的道路上,陈独秀越走越远:“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紧密联系学生领袖,指导并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了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形。对于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每周评论》做了详细的报道,并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还连续出版了第21号(5月11日)、22号(18日)、23号(26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论文,33篇随感录,热情高涨地谈政治,推动五四运动更加激烈地发展。”尽管刘文典同情并肯定学生们的行动,但他并不赞成学者教授们去推波助澜,关键是问题的解决和平息。

  五四运动风波稍平后,刘文典又回到书斋之中,依然教他的古典文学、文选、校勘学,而陈独秀则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

  6月13日,刘文典坐在家中的破藤椅上,像往常一样打开早晨的报纸时,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于散发政治传单,陈独秀被捕了。虽然对陈独秀的做法不满,但此刻老友被抓,刘文典仍是心急如焚。经过多方奔走,他打听到一个消息:“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要求罢免6个人的官职,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所以王怀庆坚持要将陈独秀按军法处置,而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汀(安徽合肥人)要将陈独秀按警律处理。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总统徐世昌那里,徐世昌决定由法庭判决。”

  情势急迫,刘文典等人立即找到安徽旅京同乡会负责人,说服他们动员皖省各界采用致电、致函等官方途径,参与营救。在北京学界的营救签名活动上,刘文典更是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刘文典等人的多方努力,1919年9月16日下午4时,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分手”

  出狱后的陈独秀并不安全,时刻受到警察的监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在这窒息而无聊的环境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陈独秀便和《新青年》的同仁们商量着要秘密离开北平。

  经过周密安排,陈独秀等人决定采取“迂回战术”。1919年底的一天,他悄悄溜出了箭杆胡同9号的西院后门,抄近路先到了胡适家。因怕不安全,又到了李大钊家。后来,在李大钊的护送下,陈独秀由天津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据当时正在北大学习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罗章龙回忆,在这段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刘文典的家也一度成为陈独秀的“避难之所”。

  刘文典没想到,陈独秀躲在他家的日子,竟是他们最后的直接往来。今日陈独秀,已非昔日陈仲甫,因为五四运动特别是被捕一事,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学界,成为了众人景仰的“政治明星”。陈独秀被这种景仰所感染,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他将完全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越来越坚定地奔走在为马克思主义呼号的路途上。

  相应地,《新青年》的编辑思想也发生重大转变,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从此由新青年社团‘公同’刊物,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宣传阵地,变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社团已不复存在”。正如胡适所说,“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仁分道扬镳了”,这“分道扬镳”的同仁中就包括已厌倦过多参与政治的刘文典。

  后来陈独秀一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被指责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迫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而后更因为所谓“托派”问题,被开除出了中国共产党,落入了政治生涯乃至其人生的低谷,凄凄惨惨地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岁月。而刘文典,则专注于国学研究,先后编著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校补》、《三余札记》等学术著作,成为闻名中外的国学大师。

  刘文典与陈独秀,两个命运曾经紧紧连在一起的人,终因人生追求的殊异而走上了不同的路途。在刘文典后来的文章或言谈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陈独秀”的身影。

  1942年5月,一代人杰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听到这个消息,刘文典长长叹了口气:“仲甫是个好人,为人忠厚,非常有学问,但他搞不了政治——书读得太多了!”。这或许是对坎坷一生的陈独秀最恰当的评价吧!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执教于云南大学,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委员、国家一级教授。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肺癌病逝于云南昆明,享年69岁。他解放后曾有服务桑梓、再回安徽教学的愿望,惜云南大学工作难离,此愿未竟。他临终遗言,家中珍藏悉数捐献安徽,骨灰送回家乡。在组织的关怀下,刘文典如愿以偿,得以魂归故土,安葬在安庆怀宁高家山上,与安庆北门外大龙山麓中陈独秀的坟茔相距不过两公里。

  陈独秀与刘文典,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生前合合离离,演绎了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而如今,两人将一起永远地长眠在曾经生育他们养育他们的故乡土地上。两人隔山相望,再次共同注视着曾经携手奋斗过的故乡的山山水水,倾听着故乡的鸟语花香。相信他们若看到曾经令他们眷恋、热爱、为之奋斗一生的故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发生的沧桑巨变时,也会笑慰九泉的。

  

《党史博采》(2008.2)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责编:祝元梅(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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