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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岁月中的陶铸

峥  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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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18岁的陶铸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非常岁月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临危受命  奉调北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同年5月底,陶铸去北京开会时被告知,他将有新的任命。返回广州后,他的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和爱人曾志一起吃午饭时,他才把这事告诉了她:“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干什么?”曾志问。

  “中宣部长。”

  曾志断然说:“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刚才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讲了,有的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于我不太合适。”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陶铸为难地摇摇头:“辞是辞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长,还决定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他浓眉紧锁,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陶铸临危受命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国公布。林彪、江青一伙正在利用这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在全国大搞批判。

  陶铸上任第四天,就飞往杭州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驻工作组指导运动,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他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我愿意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刚到中央,就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本能地和刘、邓站到一起了。

  陶铸调北京,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深谋远虑的邓小平,推荐擅长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中央“文革”对陶铸起初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陶铸曾长期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工作。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陶铸到中央后,江青第一次见到他就亲切地说:“你来中央工作,我们很高兴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还任命陶铸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在党内名列第四。毛泽东在审定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

  陶铸当时对毛泽东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陈伯达同志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陈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是给党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开端。在全会上,刘、邓虽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但名次排列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了全国人民,他们已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已被拉下马,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在政治局生活会上,谢富治带头向刘少奇、邓小平发难,随后是陈伯达、康生等群起围攻。江青会前也私下找了陶铸,想让他在批刘批邓上“打头炮”,但陶铸不屑一顾。最后,只有周恩来和陶铸在几次生活会上,从头到尾都没有发言。

  此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协助总理 处理国事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陈伯达一伙经过事前的充分密谋,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对关于展开“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妄图把他们所谓的对“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塞进党的正式文件。

  忠诚的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接受他们抛出的旨在搞乱国家的这个“二十三条”。陶铸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担负起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陶铸坚决遵循周恩来的意见,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并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件中着重写进了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等内容。陶铸、王任重等还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建议,在文件中写进了军队不搞“四大”,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的明确规定。陶铸、王任重等在修改中,将“二十三条”删改为“十六条”,这就是后来向全国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文件改好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归纳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

  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林彪、江青等就顽固对抗“十六条” , 破坏“十六条”,煽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江青煽动年轻幼稚的学生时,说:“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十一中全会后,刘、邓实际上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落在周恩来身上。陶铸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协助周恩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陶铸在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以忧国忧民的坦荡襟怀,每次都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历史教训。”

  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这段时期,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亲自出面,保护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和一些省委书记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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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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