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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三朝元老”柯西金 (2)

周晓沛
2011年09月26日09:1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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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机场会见的曲折

  1969年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周恩来总理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也决定前往,希望届时能与周恩来见面,谈两国关系问题。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时,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到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于是,柯西金通过第三方转告,他拟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停留两三个小时,并同周恩来总理会见,希望9日前得到答复。但那位负责转达这一重要信息的官员,因工作繁忙紧张而忘了此事。直到9日下午,他才想了起来,赶紧通知我驻越使馆并做了“检讨”。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马上指示使馆,中方同意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见。10日上午,当使馆收到国内答复时,柯西金已飞离河内。而柯西金要求专机前往中亚塔什干,也是有意在那儿等待中方的答复。10日下午,柯西金飞抵塔什干时,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这样,双方终于如愿举行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场会见”。

  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到北京。会晤结束时,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你这次主动要来,我们得到消息晚了,但我们的答复是快的。虽然你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起到了一点儿效果。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不虚此行”。柯西金解释了为何走弯路的原因,并表示,他并不遗憾,很高兴到这里来。

  两国总理还就会谈的消息稿内容达成一致,即: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蹊跷的是,11日晚,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方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称:次日发表的会晤消息稿须做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苏方以两国总理已达成一致为由没有同意。最后,消息稿各发各的。后来,陪同参加会谈的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乔冠华副外长询问缘由,乔冠华只是“用手向上一指”,而未具体说明。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征求翻译对这次会见的看法后表示:“现在我国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政治。其实,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但我对周恩来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一些谅解并不赞同,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20世纪70年代,当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时,柯西金建议再度与周恩来会晤,以推动谈判。鉴于当时的形势,中方没有同意。此后,柯西金再也没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有什么接触了。

  从“红小鬼”到政府领导人

  柯西金1904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5岁时自愿参加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曾在当地纺织厂工作,1938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39年被调到莫斯科任职。

  苏共十八大上,柯西金当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1946年改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成为政治局委员。柯西金对财政问题及各种数据烂熟于胸,被称为斯大林的“计算器”。斯大林逝世后,他一度被贬为轻工业部部长,1957年重新进政治局。1960年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席一职由赫鲁晓夫兼任),实际主持政府工作。

  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后,柯西金晋升为部长会议主席。据认为,他并未参与勃列日涅夫、米高扬等人策划的“宫廷政变”,而是作为经济管理专家进入“三驾马车”班子。1965年开始,柯西金领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遭到了“党内领导层的抵制”。

  历史自会做出公论

  柯西金从政数十载,曾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起共事,担任政府首脑长达16年之久,这在苏联及沙俄的历史上都是创纪录的。有人解释说,作为“三朝元老”,主要得益于其“务实和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品”。

  众所周知,柯西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一直存有“政见分歧”。1968年讨论武力干预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时,他也因主张和平解决而受到政治局内“鹰派”的抨击。最终,柯西金极力倡导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他本人也被解职“退休”。对于苏联出兵阿富汗,他持反对意见。据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在197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出兵决议上,他一个人拒绝签字。柯西金的助理索科洛夫斯基回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柯西金在医院里对他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他们什么意见都不想听……”

  柯西金自称,“我不是政治家,而是工程师”。奧泽尔曼院士对柯西金这样评价道:“他不是搞政治的人,而是只想搞经济。他不喜欢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奧泽尔曼问柯西金:“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写入苏共党纲是怎么回事?”他答道:“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参与此事。”“那么,这些数字从何而来?”柯西金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向天花板。许多认识柯西金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实干家”,为人正直、低调,不喜欢在镜头面前摆弄姿势。

  柯西金荣获过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六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一枚红旗勋章和六枚其他奖章。但他平时从不佩戴,还因此受到过“勋章迷”总书记的批评。他对自己的亲友说:我一生中,只为在卫国战争期间获得的一枚战斗红旗勋章而感到自豪。

  1980年12月18日,柯西金病逝。由于第二天刚好是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关于他去世的消息过了三天之后才得以公布。当时,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还特地驾车上街了解苏联民众对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反映。

  我发现,许多中老年人都自发地排长队前往吊唁大厅,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悼念柯西金。从他们的悲伤神情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这个曾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实干家的深切怀念。我没有进去吊唁,只是在街旁默默地向这位曾为改善中苏关系而殚精竭虑的政治家表达了个人的最后崇高敬意!

  从中苏两国总理“机场会见”至今,已过去40多年,然而,双方达成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谅解”,不仅对指导两国彻底消除边界争议隐患具有历史性作用,而且对探讨解决当今国际上的领土纠纷也不无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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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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