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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非洲领导人的深情
陆苗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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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对外活动中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和发展真挚友谊,而非洲老一代领导人也同样非常敬重周恩来总理,把他誉为“属于世界性的中国伟人”(尼雷尔),“载入史册的第一流政治家”(萨达特),“以献身精神和杰出才智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布迈丁),“忠于民族独立与和平理想的典范”(桑戈尔)。他们深情地说,伟人周恩来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纳赛尔,周恩来的终生朋友

  周恩来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友谊凝聚着亚非人民的团结之情,两人的密切合作为199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前夕的1955年4月14日,两人在仰光初次会面即一见如故,周恩来对这位年方37岁、英姿勃勃的非洲领导人深为赞赏,纳赛尔则流露出对新中国总理的仰慕之情。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对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友好问候,表示坚决支持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争取国家安全独立、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纳赛尔则高度赞扬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两人表达了加强亚非团结的共同愿望。万隆会议期间,两人多次会晤、磋商,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当纳赛尔在会议开幕式上建议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时,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纳赛尔曾主持召开由各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周恩来对他发表的政治见解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才能十分赞赏。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我感到纳赛尔总统对西亚和非洲事务比我们了解得多。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是纳赛尔主持的政治委员会上通过的,所以他对万隆会议作出了贡献。纳赛尔也一直尊称周恩来为“亲爱的朋友”,说“我喜欢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演说”。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会晤中达成了从两国贸易开始,双方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周恩来十分理解埃方当时的困难,采取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准备阶段。1955年12月,中国政府驻埃及商务代表处代表赴开罗时,带去了周恩来致纳赛尔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两国政府商务代表处的设立,将有利于两国贸易的发展和友好关系的增进。翌年3月,周恩来又让出访埃及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转交他致纳赛尔的信,信中回顾了亚非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希望中埃关系进一步发展。埃及方面在纳赛尔总统的关注下最终做出了积极反应,决定撤回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5月30日中埃正式发表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埃及成为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1956年10月下旬,英、法直接出兵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毛泽东十分关心苏伊士运河的战局,提出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周恩来迅速转告埃及政府。11月10日,周恩来致电纳赛尔,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埃方对中国方面鲜明、坚决、有力的支持态度十分感谢,纳赛尔致电周恩来诚挚地说:“你的来信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埃及人民。你们对于我们为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的信心……”

  周恩来曾三次访非,均包括埃及。他首次踏访非洲大陆十国时,即把埃及作为第一站。时隔8年之久,两人在非洲重逢,倍感亲切欣喜。一见面,纳赛尔总统即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胸前,并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热情洋溢地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指万隆会议)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此访,周恩来同纳赛尔共举行了4次会谈,详细阐明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关系和美英苏的核禁试条约等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以消除非洲国家存在的疑虑和误解。纳赛尔听后真诚地表示: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很少注意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好处。并表示,双方会谈超越了中埃两国直接关系的范围,将为我们现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带来积极的影响。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率先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纳赛尔表示完全赞同,双方将此五项原则写进两国联合公报。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其他国家对此五项原则的意见,使之最终成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加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它们后来形成我国对非政策的基本原则,长期指导着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同杜尔共同开拓中国与黑非洲国家全面合作的先河

  几内亚前总统杜尔是非洲著名的反帝反殖斗士。1958年年仅36岁的杜尔敢于向戴高乐说“不”,号召人民投票反对“戴高乐宪法”,表示“宁要自由中的贫困,不要受奴役的富裕”。同年10月,几内亚实现完全独立,成为当时法属非洲领地中唯一拒绝参加“法兰西共同体的国家”。毛泽东、周恩来随即致电杜尔,正式承认几内亚共和国。西方大国十分惧怕中国与几内亚建交会扩大我国在非洲的影响,西方媒体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不能让中国在黑非洲取得立足点。但杜尔顶住了西方的压力,中几于1959年10月4日实现建交,几内亚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周恩来随即指示外交部挑选能力强的外交官到黑非洲工作。1960年9月杜尔总统应邀访问我国,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正式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经周恩来周密安排,中方给予杜尔总统热情、友好、亲切、隆重的接待。杜尔此次访华取得丰硕成果,双方签订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等合作文件,缔结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第一个两国友好条约。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成为他非洲十国之行的高潮。周恩来到达当天,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居民几乎倾城而动,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美景别墅”,一路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迎,激昂的非洲鼓点和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表演沿途陪伴,欢腾的场面令周恩来感奋不已。在周恩来访问的日子里,杜尔总统全身心投入接待。一天下午,杜尔亲自驾车,同议长和国防部长一起来拜访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同时又诚恳地忠告:你们不能自己开车到郊外来,你们三位是几内亚主要领导人,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这三位几内亚的一、二、三号人物年龄都不大,他们感动地说,这是一位长者、真诚朋友的忠告。

  通过访问,周恩来更加深了对杜尔总统和几内亚人民的印象。这个远隔重洋的大西洋几内亚湾的小国一直牵动着周恩来的思念。1970年11月22日周恩来获悉萄葡牙雇佣军从海上悍然入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忧心如焚,午夜时分召集外交部领导和工作人员100多人,在中南海会议厅商议如何支持几内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一直到凌晨3点多钟。他强调,一定要高度关注几内亚局势动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正在纵深发展,绝不允许萄葡牙殖民者和雇佣军入侵阴谋得逞,否则就要在非洲出现恶劣的先例。他指示我驻几内亚使馆和国内有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做出具体工作安排,以便最有效地支持几内亚人民。很快,我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谴责葡雇佣军入侵几内亚,并及时向几政府提供了各种援助。不久,杜尔总统给毛泽东主席发来感谢电,并派两名部长赴华致谢。周恩来在接见两人时说,我们亚非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应该相互支持。

  恩克鲁玛危难之时见真情

  周恩来对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的关怀、尊重,已成为中非领导人交往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恩克鲁玛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泛非主义和泛非运动著名倡导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1957年3月6日,加纳宣布独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恩克鲁玛出任总理,后1960年当选为加纳共和国首任总统。恩克鲁玛对华友好,他顶住西方压力使加纳于1960年7月5日同中国建交。翌年9月他成为继杜尔之后第二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周恩来对他十分敬重,亲自陪同他赴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恩克鲁玛曾向周恩来提出访黑非时,一定要首先访问加纳。周恩来欣然允诺,计划1964年1月11日至16日前往访加。但就在周恩来访加前9天,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未遂事件,加纳局势骤然紧张,首都各要害地点和部门都由军队把守。恩克鲁玛一家和助手离开总统府搬进海边的一座城堡,并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周恩来听到上述消息后,与陈毅、黄镇、乔冠华等一起商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他指派副外长黄镇先去加纳,向恩克鲁玛转达他的慰问,并告之他将如期访加以及中方的具体想法:考虑到总统的安全,礼宾安排方面可以从简,在周恩来抵离加纳时请总统不必赴机场迎送,也不必来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国宴、会谈都可以安排在总统的住处进行。恩克鲁玛听了中方的意见后,甚为感动,连连道谢。中国总理这种大无畏精神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崇高品格,很快在非洲国家间广泛传开。周恩来抵达加纳后,当晚即前往恩克鲁玛临时住地(戒备森严的克里斯兴堡)拜会主人。恩克鲁玛一见到周恩来就万分欣喜地说:“欢迎您,很感谢您能来!”周恩来随即转交了毛泽东致恩克鲁玛的慰问信。恩克鲁玛十分感激,当场交给新闻官,指示立即全文发表。此访,周恩来同恩克鲁克玛举行了三次会谈。恩克鲁玛在会谈中表示,周恩来的这次访问,是历来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重要的一次。加纳报纸称赞说,中国是加纳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最可靠的朋友。

  1966年2月24日,恩克鲁玛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华。当天,加纳国内发生了军警头目安科拉和阿弗里法推翻恩克鲁玛政府的军事政变。当恩克鲁玛座机在北京降落前,中方已获悉上述消息。周恩来在机场同刘少奇主席紧急商量,果断决定暂不发此消息,仍按总统身份接待恩克鲁玛,有关的一切礼宾安排均按原计划进行,刘少奇主席照常举行欢迎宴会。当各项日程结束恩克鲁玛返抵钓鱼台国宾馆后,周恩来才让参加接待的原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到恩克鲁玛下榻的房间,告诉他加纳发生政变的情况,并把外电有关报道交给恩克鲁玛,帮助他全面了解情况。恩克鲁玛深为感激,敬佩周恩来是一位重友谊重感情主持正义的真朋友。

  向凯塔介绍治国理政经验

  马里共和国首任总统凯塔,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佼佼者。他1956年曾任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洲人,后来还出任法政府中阁员。但他始终牵挂着祖国的独立事业,1958年坚决主张苏丹自治,并出任总理。1960年9月苏丹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凯塔对中国十分友好,本当独立时即可承认新中国,但顾虑到当时台湾当局还窃据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所以待马里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后,他即致电周恩来,声明承认新中国,与台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随即复电凯塔祝贺马里独立。10月25日中马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1964年1月16日至21日周恩来访问马里,他与凯塔首次见面就感觉十分亲切。当时正值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斋戒节,马里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并普遍在此时进行狂欢和歌舞表演。周恩来十分尊重非洲民族的文化艺术,他热情地拉着凯塔一起跳起黑非洲这种节奏欢快、情绪热烈、气氛融洽的舞蹈。凯塔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知道吗,在非洲,歌舞是黑人生命的一部分。”周恩来接着说:“好哇,那我也有黑人的生命了。”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人民从心底里流露出的亲切与尊敬的感情。周恩来后来对代表团成员说,我在马里生活得十分愉快。

  访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与马里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6次会谈,为周恩来非洲十国之行中中非领导人会谈次数之最。在前三次会谈中,凯塔表示马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帝反殖,奉行不结盟政策;周恩来则对马里的进步表示钦佩。在后三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对外政策,他强调指出,就中国的经验来说,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并提出过渡时期的八项任务:一、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二、肃清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三、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四、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五、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争取经济独立,政权要掌握在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手里;六、加强国防力量;第七项和第八项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凯塔等马里领导人对周恩来的讲话听得非常仔细,表示要加以研究。事后凯塔向部长们说:“像周恩来总理这样坦率地同我们谈社会主义问题,是我接触过的政府首脑中唯一的一位。”

  周恩来还同凯塔总统深入交谈了关于我国援外的八项原则,指出我国援外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独立经济,不干涉内政,不是造成依赖经济。凯塔完全赞同中方观点。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最后正式写进了中马两国联合公报。这八项原则以及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成为尔后“南南合作”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先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赞同和发扬。

  与尼雷尔、卡翁达共同心系坦赞铁路建设

  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中国在非洲援建的最大项目。该工程建设十分艰难,仅修筑桥梁就达320座,总共完成石土方量达8800多万立方米,如筑成长高宽各一立方米的长堤,可绕地球赤道两周多。中国先后派出各类工程技术人员5万人次(其中65名人员为此工程献出了生命),坦赞两国参加的工程技术人员有10多万人。坦赞铁路凝聚着中、坦、赞三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人们热情地赞颂它为“友谊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周恩来对修建坦赞铁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并满腔热情地支持,为此他与坦赞两国总统尼雷尔和卡翁达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坦赞两国为修坦赞铁路曾向西方大国、世界银行及苏联提出过要求,但都没有结果。1965年2月尼雷尔总统首次访华。之前,我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向国内报告,尼雷尔此次访华有可能试探我援建坦赞铁路的可能性,并建议如国内财力许可,最好能援建。周恩来接报后,即约陈毅副总理、对外经委主任方毅、铁道部长吕正操等共同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坦赞两国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积极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精神极为可贵。尼雷尔总统亲来求援,应该满足其要求。关于资金问题,周恩来提出一次拿出当然困难,可在修建中逐步拨出。随后,他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写下批语:“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为援助非洲新独立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当否,请指示。”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很快请周恩来来商量,并表示同意。尼雷尔访华时,在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感召下,终于在同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试探性地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设想。他委婉地说:“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同意帮助修建坦赞铁路,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刘、周两人当即表示同意修建坦赞铁路。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尼雷尔总统时明确地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说,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尼雷尔听后深为感动。

  当西方国家获悉中国愿意援建坦赞铁路后,便猛烈地攻击中国,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坦桑尼亚“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同时他们还做出了要援建的姿态。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尼雷尔坦诚地表示,他不相信西方国家真有诚意,但他深知中国并不富裕,还要援助许多国家,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一个沉重负担。因此,他拟同卡翁达总统一道,在即将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再做一番努力,迫使英联邦成员国援建坦赞铁路。而周恩来也真诚地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观其成;如果它们提出苛刻条件,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援建条件同它们斗争;如果它们只喊不修,中国照修;如果它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为配合尼雷尔总统的斗争,中国尽快派出考察组赴坦桑考察。周恩来一席肺腑之言,使尼雷尔总统更加钦佩中国对外援助的诚意和周恩来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磊落胸襟。最终英联邦会议对坦赞铁路的承建未达成协议,这使尼雷尔又一次认清了西方的意图。当时,卡翁达对中国还缺乏了解,仍寄希望于非洲发展银行和英、法、日私人公司承建,但最终也落空了。后经尼雷尔推动,卡翁达派副总统卡曼加于1966年10月访华。周恩来豁达大度地向对方表示:中国对坦、赞两国一视同仁,赞境铁路如果西方能帮助修,希望处理好两国铁路衔接问题;如果他们不愿帮助,中国将按坦境路段的条件给予援助。赞比亚朋友听后十分感动。于是,卡翁达于1967年6月下旬亲自访华,正式提出援建请求。他对中国高规格的接待和慷慨答应承建赞境内铁路,感到十分兴奋,回国途经坦桑尼亚时,一再向尼雷尔夸赞中国的友好。

  为援建好坦赞铁路,周恩来指示和督促国务院有关15个部门和相关地区,都要把各自承担的援建任务列为优先确保项目,强调全国一盘棋,保证资金和设备物资的及时供应。他指示铁道部选派得力干部组建专门机构,负责办理援建的组织和归口管理工作。关于铁路的施工部署,他经周密思考后提出由东向西,先坦后赞,充分利用坦赞铁路自身能力运送国内提供的大批物资,以减少费用。在施工安排上,他要求尽量提高机械化程度,大大减少出国人员;所需施工机械基本上由本国生产,我国内一时无法生产的,可向国外采购。

  周恩来非常尊重坦赞两方提出的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遇到分歧意见,他也能以过人的智慧妥善加以解决。一次,坦赞双方在机车装置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坦主张铁路采用空气制动,赞坚持采用真空制动。空气制动比真空制动先进,国际上广泛采用,但赞方存有顾虑,担心国际关系变化无常,将来两国人事变化,赞将受制于坦,故一再坚持采用真空制动装置。双方各执一端,我铁道部负责人只好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周恩来表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赞方立场应该理解,要设法搞一个彼此结合的特殊装置,在坦境内用空气式的,到赞境内换成真空式的。然而当时国际上尚无这种装置。周恩来说,国际上没有的东西,我们也可能创造,他指示铁道部同“二七机车制造厂”研制。结果没几天,果然研制成功了一个兼有两种功能的制动装置,坦赞双方的矛盾得以顺利解决,赞方对此十分感激。卡翁达在1986年8月庆祝坦赞铁路运营十周年时,深情地对中国代表团说,当时三国专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周总理居然找到了解决办法,真是太伟大了!

  关于坦赞铁路的工期问题,铁道部曾提出了6年、8年、10年三个方案。周恩来认为应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工期。他亲自与坦、赞有关方面探讨商定:工期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1975年10月,坦赞铁路完成了全线辅轨工作,当有关负责人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时,此时已病重住院躺在床上的周恩来露出了笑容,并喃喃自语:用不了6年,用不了6年……

  整个非洲的高度赞扬和深情怀念

  1976年1月,当周恩来病逝的噩耗传到非洲时,整个非洲大陆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非洲领导人和各界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纷纷走进中国驻非各大使馆,献上一束束白花,留下一行行悼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各界朋友的唁电、唁函,雪片一般飞向中华大地。他们高度评价周恩来高尚无私的伟大人格,关心非洲发展的赤诚胸怀,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坚强意志,献身世界和平事业的崇高精神。

  尼雷尔总统率领第二副总统兼总理卡瓦瓦及多名部长,亲自到中国驻坦桑大使馆吊唁,向周恩来遗像深深地鞠躬致哀。他在发给中国政府的唁电中称:周恩来是属于全世界的中国伟人之一,他们为促进人类进步和国际革命团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人民以爱戴和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对坦桑尼亚的访问。他还说,我们见过周总理的人,没有一次不为他的广泛而深刻的见解和他对人类自由、正义和国际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卡翁达总统也携夫人并带领执政党总书记、首席大法官、政府部长、高级军官等大批人员,亲来中国驻赞使馆吊唁。他赞扬周恩来是伟大的英雄和自由战士,赞比亚人民以钦佩的心情目睹了周恩来为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埃及总统萨达特继承了已故总统纳赛尔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他认为周恩来将作为卓越的领导人和第一流的政治家载入史册。他说,我们同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一起,将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支持和平立场以及为实现和平共处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在长长的唁电中表达了他的极度悲痛。他盛赞周恩来的献身精神和杰出才智,说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争取和建立新世界的斗争,这位伟大人物将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心中,他的革命毅力和忘我精神将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其领导人同周恩来的接触时间不长,但也都充满了深情厚谊。加蓬总统邦戈说,我在访问人民中国时,曾荣幸地会见过这位杰出政治家。他的卓越才智和对人类的深刻理解给我印象极深。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对于整个人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人类的一位最杰出的伟人。博茨瓦纳总统马西雷高度赞扬周恩来在全世界,特别在非洲和亚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非洲著名的“黑人学”学者,他庄重地说,周恩来是忠于民族独立与和平理想的典范。

        来源:《党史纵横》2008年第2期
(责编:王黎锋(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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