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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秘密交通线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文/朱荣利
2011年07月06日08: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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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芬河交通线是中国革命史上形成时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秘密国际交通线之一,是东北红色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桥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十分突出。1903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绥芬河就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重要通道。作为国际红色通道,它的形成和发展,源远流长,历史积淀丰富,文化内涵厚重。

  一、绥芬河是我党建立的最早的国际红色通道

  早在中东路建成初期,就有许多早期民主革命先驱、思想家、进步人士、中外学者来到这里并留下深刻印记。1903年4月,中国第一位走出国门的进步女性单士厘(清末外交家钱恂夫人),在中东路尚未全线通车时到达绥芬河,她在《癸卯旅行记》里写下了关于绥芬河的记述,对于沙俄的侵略压迫,大声疾呼“纵无器械,也要奋起反抗,岂能默然待死”;1904年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逝世后,为纪念他1890年游历黑龙江的中国情结,俄国人在绥芬河命名了 “契诃夫纳亚街”;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尼古拉·巴伊科夫在绥芬河工作生活多年,采集了大量的生物标本,为他的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绥芬河朝鲜族铁路工人刘东夏为民族大义毅然从绥芬河走出,同安重根等人秘密策划并完成了刺杀伊藤博文的惊世壮举;1915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民主革命家万福华到绥芬河创建阜宁屯垦公司,被誉为“开边富民第一人”;著名爱国人士张西曼,1916年应万福华邀请到绥芬河考察,后经绥芬河赴俄学习,他最早翻译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并同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了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会,是中国著名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派党员在绥芬河等中东铁路沿线从事革命活动,利用跨国铁路的优势传递进步书刊,在中俄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绥芬河铁路工人先后四次参加的中东铁路全线大罢工,积极有效地支援了苏俄红军保卫十月革命成果,有力声援了“五四”运动。1919年,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后,这里又成为中东铁路联结中苏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枢纽。这一时期,绥芬河涌现出一位曾在铁路当过工人,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俄共)杨明斋,他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共产国际的革命先驱,是帮助共产国际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地点就在绥芬河欧罗巴旅馆。在上海、北京、大连、哈尔滨设立交通联络处,从而开通了通往上海、北京的国际交通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工作,认为东北三省“是久困于帝国主义权威的第一道锁链”,“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重心”,“是很有实力的一股生力军”。1922 年初,中共党员马骏受党组织派遣,从天津回到家乡宁安, 专程到绥芬河、牡丹江等地向铁路工人和知识分子传播马列主义, 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以中东铁路为主线,以绥芬河为重点,了解工人运动情况。在入住的绥芬河铁路公寓(今大白楼)给工人演讲,指导工人运动。他在报告材料中明确提出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受“十月革命”影响较早,工人觉悟高,已经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1922年7月,为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不久,中共派党员在中东铁路沿线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在绥芬河等地建立了国际地下交通站。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北方区委将工作重点转向东三省,派陈为人、李震瀛来到哈尔滨加强建党工作,同时承担国际交通任务。从此, 绥芬河国际交通站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一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

  绥芬河党组织建立比较早。1923 年,胡敬民 (胡玉忱)等4 人秘密来到绥芬河铁路做工。1925 年, 绥芬河站党支部正式成立, 党员3 人,胡敬民、杨冒槐、 苏子元。负责人胡敬民是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优秀党员。1926 年5 月,为加强绥芬河地区党的工作,北满地执委派王纯一等4名党员, 借聘请小学教员的机会,到绥芬河组建了中共绥宁特支,地点在绥芬河市光华小学。王纯一任特支书记。1926 年末,北满地委撤销绥宁特支,恢复铁路支部。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大举进攻绥宁地区后,1932年11月,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机关从穆棱下城子迁移到绥芬河,县委书记是潘庆有。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派到吉东地区组织领导抗战工作的周保中、邹鲁凤等人常到中心县委机关接头开会。1932年春夏之交,海参崴太平洋工会中国部主任杨松来到绥芬河,确定绥芬河站党支部书记单殿元担任绥芬河国际交通站的负责人,负责与海参崴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和各交通站的联络。单殿元为绥芬河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国际秘密交通线的畅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介绍绥芬河机务段工人李春荣、孙立久、孟凡恩、李明奎、苗庆元、史起宝等青年工人加入铁路共青团组织,并任命李春荣为团支部书记。在日军占领绥芬河前,绥芬河党团组织和工会多次组织四五十人的慰问团,携带毛巾、袜子、饼干等物品到穆棱慰问前线抗日官兵。绥芬河及牡绥铁路沿线的广大民众积极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日前线。绥芬河医院全力抢救、医治受伤的抗日将士,广大民众组成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病员。1933年春,李春荣开始从事国际交通,公开身份是绥芬河至海参崴国际列车清扫员,经常往来于绥芬河、格城、海参崴之间,传递文件。他的家就是中共地下联络站,经常掩护党团员在这里开会,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松在绥芬河活动时常住这里。在众多地下交通员中,有一个少年叫于忠友,是中共吉东特委交通员,当时只有14岁,他机智、勇敢,经常往来于绥芬河、穆棱、牡丹江等地,多次躲过敌人的盘查出色地完成传送情报的任务。

  1933 年1 月26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 即《一二六指示信》,要求中共满洲党组织团结各种抗日武装力量,“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共同与敌人斗争。这份对东北抗日战争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就是杨松通过绥芬河交通站传入东北的。1934年4月,由于中共吉东局屡遭日伪特务机关严重破坏,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惨遭杀害,省委决定撤销吉东局。1934 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杨松(化名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从海参崴来到吉东地区巡视工作,准备筹建吉东区特别委员会、恢复当地党组织、整合抗日武装。杨松是在原中共吉东局民运部长李发的陪同、护送下,从绥芬河越境回国的,他们没有走绥芬河市区,而是走绥芬河北边的张三沟。后来杨松先后组织召开了密山、 穆棱、 宁安3 县县委扩大会议,整顿了县委的领导机构。将人民革命军与密山游击队合并,组织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使绥宁地区的反日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抗日武装力量,并筹建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别委员会, 以代替被撤销的中共满洲省吉东局。

  中共吉东特委建立以后,绥芬河一带的抗日活动更加活跃。日军在绥芬河修筑 “国防”公路的计划遭到抗联部队五次沉重打击而彻底破灭。在“边境”附近,中东铁路职工部委员赵采青与绥芬河、 磨刀石、 牡丹江等党的地下交通站联系,配合抗联二、 五军多次袭击当地日本特务机关,颠覆日寇军列。1935年至1940年间,绥芬河等中东铁路沿线的地下交通站与东北抗联小分队密切配合,成功地进行了三道河子阻击战、八面通铁路大桥围堵截击战、虎林要塞干线炸桥封河战等大大小小战斗100余次,累计打死日军3000多人。在常年破坏敌人铁路设施、严重干扰其军事运输的同时,还陆续消灭了相当于日军建制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这一时期,绥芬河、海参崴国际交通线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满洲省委、吉东局、吉东特委联系的重要通道,为绥宁、吉东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东北游击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在中共北满特委、满洲省委、吉东局、吉东特委的先后领导下,从胡玉忱等中共党员组成的绥芬河第一个党组织开始,绥芬河的地下党员在站场内、在列车上、在铁路沿线,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斗争浪潮波澜壮阔。绥芬河地下交通站涌现出了估衣店老板赵毅敏、铁路扳道员单殿元、国际列车清扫员李春荣、杂货铺老板于成文等许多以不同身份作掩护的地下交通员,他们战斗在绥芬河这条国际红色通道上,出色地完成了肩负的光荣历史使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英雄画卷。在绥芬河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等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分批回国时,在国际交通站白俄交通员秘密掩护下,坐马车进城入住欧罗巴旅馆、铁路公寓的一幕幕场景;也留下了张闻天、杨尚昆、陈为人、李震瀛、黄火青、左权、 刘伯承、宋一平、刘云、 陈启科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先辈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经绥芬河往返苏联,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光辉足迹;这里见证了中共六大召开前后,“六大”代表从这里往返的身影以及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等重要历史事件;这里记载了一段中国共产党人追寻革命真理、拯救民族危亡的光辉历程。这条国际红色通道被誉为“红色革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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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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