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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秘密整训的东北抗联

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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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诞生了。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东北抗联却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联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抗联与苏军伯力会谈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到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化名王新林)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二、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1、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2、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3、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它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

  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东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联官兵不得不转移到苏联

  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

  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七十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

  第二次伯力会议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磨刀霍霍,入侵在即。为了自身安全,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日本法西斯作妥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苏联对东北抗联政策的改变,它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返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曾提出到苏联西线参加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请求。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为对苏备战,在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了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苏联面临着险恶的严峻形势。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为“保护工人阶级祖国”,尽国际主义义务,曾代表滞留苏境的抗联指战员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表示抗联战士愿意到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但苏方并没有同意这种请求,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原地进行野营整训。

  1941年冬,苏联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未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联领导人酝酿将分散在南北野营及远东集体农庄劳动及派遣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统一组成一个抗联教导团。这个意见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同意并决定,扩大编制建成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动员华侨青年入伍,将应征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士兵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来,增派苏联军官,以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可以获得合法的装备、后勤供应,这对东北抗联队伍的发展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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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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