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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60年

孙孚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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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孙孚凌,男,1921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民建成员。1948年至1958年任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厂长。1958年至1983年任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民建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常务副主席。1983年3月至199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8月当选为第九届北京市工商联主委,10月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副主席。1997年6月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第十届名誉会长。1997年11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八届名誉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生于1921年,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抗战时期,我的伯父孙越崎支援抗战并开发大后方煤业,到四川任天府煤矿等四个煤矿总经理,我也随其到大后方读书,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父亲孙英坡叫我回北京(时称北平),于是我回到北平接手福兴面粉厂。时值中国旧制度崩溃、新中国建立之际,每个人都在考虑去留问题。我选择留下来,开始正式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此后的60年,我一直生活与工作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我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开明正直的祖父、母亲以及伯父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又正在东北读书,亲身感受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氛围,还挨过日本教师的打。后来祖父举家迁到北京,我13岁,即离家赴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读书期间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因此形成了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奠定了日后“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14岁的我就在郑怀之等进步同学的带领下参加了运动:在天津南开中学范孙楼的后面油印学生运动的传单;跟随郑怀之、王刚等到天津西车站拦截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1936年夏天,和大哥哥们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一起做抗日宣传活动;等等。但当时我并未参加进步学生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两件亲身经历的挨打事件,对我选择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在福兴面粉厂,被小特务敲诈并挨打,工人们群情激昂,我怕进一步造成恶果,拦住了工人们,阻止了事端的扩大。另一次在天津,我与内弟走在路上遇见两个美国兵调戏中国姑娘,我当时表示不平,予以制止,挨了美国兵的打。令人气愤的是,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我内弟,都在一旁观看,不敢站出来相助。当时美国军营的墙上写着“美国×军占领”,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味横行。因此,1947年我父亲让我到美国留学,我拒绝了。

  40年代末期,时局动荡不安。1948年底,我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速回北平准备南迁。南迁就是南逃。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携家眷南逃。我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厂长,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一方面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准备;一方面叫我回来接手福兴面粉厂。1948年12月8日,日近冬至,寒风凛冽,我回到了北平。

  现在思考这一段经历,我是既心怀对美国占领者的仇恨,也对国民党的腐败痛恨不已,没有跟随国民党跑台湾的念头。这样,既不去美国,又不去台湾,所以我是无路可走才回来的。应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在学校时,我思想靠近进步青年,与郑怀之、王刚、邢方群、邓裕民等交往密切,他们有正义感,人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从我的思想上看,虽然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想法,但已经有了进步的思想基础。此后逐步成了工商业者。我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手反对国民党,一手反对共产主义。我以为非常精辟。就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情况来看,工商业者中少数有条件的跑了,而多数在那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也欢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回来后,我找到郑怀之,这才和中共北平市委有了联系。郑怀之是共产党员,我早在30年代就已知道,虽朝夕相处,但不去打听,秘而不宣。回北平后郑怀之才向我亮了身份,他在统战部门工作,是在崔月犁同志的领导下,这样我和崔月犁同志也就有了工作关系,并且加入了职业青年联盟,这是共青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有许立群、张雪岩等同志,也就是后来的青年联合会。

  见证与亲历: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

  回到北平以后,我既和地下党有了接触,也就立即参与到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中。当时恰值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邵力子到北京后,我即去探望。邵力子先生既是我伯父孙越崎(时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老师,也是我本人的证婚人。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获取了这样一个信息: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后来郑又催我去摸消息,我既不晓得怎样去打听消息,又因不党不派不愿意去打听。于是月犁同志叫郑转告我,对国民党不要存在幻想,对我进行了中肯的批评。1949年的11月,孙越崎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全部起义后,从香港回来,正好在我家,月犁同志来看我,并同孙越崎见了面,使他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解放初期,我与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本人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实事求是。其间,我和其他各界代表实际上是在刘仁的直接领导之下,但见刘仁的次数不多,刘仁传达政策都是通过统战部和各个部门的。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新政权如何建立,旧城市如何管理,是一大课题。1949年3月开始,进城不久的军管会一连召开数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座谈会,我那时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会议地点在台基厂老的德国大使馆内。参加会议的还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仁、吴晗、李乐光、李续刚;民主人士雷洁琼、钱端升;工商界人士浦洁修、刘一峰、陈荫堂、王向辰等,共四五十人。

  座谈会议题广泛,有如何组织、恢复生产,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种问题。会上大家发言,群策群力。解决房屋问题为会议议题之一,有人建议,凡是好房子都搬出来,让老百姓去住。我认为不可能实现。还有人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也干。我感觉不太实际,发言时便实话实说:解放好,少赚点也可以,赔钱不现实。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这个发言说得彭真连连点头。总之,会议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方方面面的问题。彭真后来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对北京有个要求,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要求北京事事都带头。这些会议经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4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时,就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这个消息使得与会代表情绪大振。今天看起来,这个各界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协议委员会委员。当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议委员会更名的协商委员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我当选为副秘书长,参加了会务工作。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先后参加过两次会议。当时毛主席讲,北京这个地方是唱戏的地方,各朝各代的人物都要在这里唱,但是封建的统治者唱得不好,人民群众不爱听,现在我们来唱了。毛主席号召,全市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我参加的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1949年旁听全国政协会议。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是在怀仁堂举行的,我代表北京参加旁听。旁听也在怀仁堂,条件舒适:大厅搭建会场,旁边是正厅、东西两房,两旁有沙发,可以一边看文件、抽烟,一边听报告,声音很清楚。从1949年9月第一届会议旁听、1954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到2003年3月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卸任,我全部参加并见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与发展的54年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岁月,对于我具有历史性的纪念意义。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我也亲身遭受过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的欺辱,所以爱国心是很强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特别是1949年9月旁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听毛主席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非常振奋,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下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时,听到城楼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和周总理的朗朗笑声。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充满生机与活力、始终保持革命性、先进性的党,是一个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锐意进取的党,是一个不畏艰险、久经锤炼的党。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中国人民带向富强、幸福和光明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担任了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副秘书长,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还有中苏友好协会的副秘书长。崔月犁同志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他很放手。在他的领导下我参加的政治活动范围更广了,例如,与日本代表团会谈,谈日中友好。崔月犁同志是北京“和大”(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秘书长,但是他却决定由我去代表“和大”同日方代表三浦八郎签字。

  此外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我曾两次参加志愿军慰问团。一次是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开始不久,一批志愿军伤病员撤到东北各大医院,我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秘书长参加慰问。团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副团长吴晗(时任全国青联的副主席)、魏传统(时任军委总政秘书长)。这是一次没有公开的慰问。另一次是参加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同行的有梅兰芳、马连良,还有吴晗等人。吴晗有点秃头,记得他在台上讲话,当讲到“我代表全国青联……”时,台下青年“嗡”地一声哄笑。1953年,我亦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及世界青年联欢节。会议期间,传来朝鲜战场停战的消息,举会欢呼。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将胡耀邦团长抛上接下达半小时之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不仅目睹并且亲身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斗争,从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开始,后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到现在这种感情伴随了我的一生。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福兴”与“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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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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