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描述的是与“西南联大”同时诞生的“西北联大”！
如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院校，都与“西北联合大学”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承联系……
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比，“西北联合大学”的名声不为多数人所知。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北联大”出世
1937年8月，为了保存抗战期间的中国高教事业，《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出台：“政府为使抗战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按照此纲要设想，可以定下地点的临时大学有两所：（1）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长沙；（2）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后来实现的大学联合体也便是此二所。
9月，设立临时大学的教育部令正式颁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见“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9月8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应教育部之请，决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的开办费用。
当时，人们对日寇的猖狂程度估计不足。就在此两所临时大学在长沙、西安设立开课不过数月，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次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陕西门户潼关告急，两所大学不得不进一步迁移。长沙临时大学南迁至云南昆明地区；西安临时大学则翻越秦岭山脉来到陕南汉中城固一带。抵达后不久，它们就分别改为后来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
几所大学合组的西安临时大学的内撤地点，原本是陕南的较大城市汉中，因为战时驻军甚多，无处容身，才不得不转向附近的城固、沔县等处寻找校址。从后来的实际看，虽然“西北联大”在汉中（时称“南郑”）、沔县（今勉县）分设了学院或机构，但城固县却接纳了学校的本部及其他绝大部分学院。
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联大”初设了六个学院：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学院下设二十三系。院系之间，原本合组的学校系统有的基本保持，有些混合组成，这给安置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几经调整，形成了后来的基本格局：城固县：考院（黉学巷贡院旧址）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文庙设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小西关外原简易师范旧址设法商学院；古路坝天主教堂设工学院；南郑县（今汉台区）中学巷内设医学院（后因飞机轰炸迁至城外）；沔县武侯祠等处设农学院。
“西北联大”分拆
一下子涌进成千的师生，课堂，住宿，饮食等，都给不大的城固县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中华民族有尊重知识的长久传统。在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西北地区，对“西北联大”的到来，给予了它们能够提供的最大支持。
1938年10月，西北工学院与汉中天主堂签订了一份《借用古路坝天主堂房屋合同》。其中，借用古路坝教堂东北部修女院及老汉院全部，天主教方“不收租金”；借用时间没有限制：“该房屋借用期限自签订合同之年月日起至学院永久校舍建筑完成之年月止。”（事实上，抗战时期，战后迁走之前，西北工学院一直在此处教学住宿）其他除去房屋修补，保持原样外，也只有“修女院经堂不得作为寝室”等可以理解的条款，甚至“学院得在借用教学址地内添建房屋，其所有权永久属于本院”。为了当地的文化发展，汉中城固区域的有识之士，给予了这所高等院校以最为“宽厚”“高等”的待遇。
在各方努力之下，学校较快安置下来。诸院系按照实际情况，分赴汉中、城固、沔县各地，分配校舍，作开课准备。虽然许多地方十分简陋（例：城固旧文庙修葺后，改为男生宿舍，居住600余人；旧考院西北小院修葺为女生宿舍，居住120余人。全为上下木架床。因房屋破旧，每遇阴雨，屋顶皆有数处漏雨），可大家积极性颇高，“联大”地理学系很快于4月17日自行开始授课。
当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在城固校本部举行了开学典礼。
然而，“西北联大”毕竟是由几所大学合组而成。它们之间，先前也少有交集，因为经费、原校实力甚至派系势力、学校组织领导等问题，便很快凸显。校政方面，“西北联大”开始时延续“临时大学”旧制，不设校长，由校筹备委员会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共同主持。
徐诵明是原北平大学校长，李蒸是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是原北洋工学院院长，陈剑翛是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担任常委。有首而无首，也许使这些原本的校长们不适应。原北洋工学院的李书田，早有恢复北洋大学的想法。就在抗战爆发的前夕，他起草了国立北洋大学分期完成计划，后被推为恢复北洋大学筹委会总干事，并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1939年3月，他居然率一些原北洋学生南行。虽然后来多数学生被劝回到城固，但李书田却在西昌创办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以后还有种种恢复北洋大学的举动……此例可见，当时合组的“联合大学”中问题之一斑。
而在外部似乎也在快速并有力地推动着“西北联大”的分拆。1938年7月，距离开学不过两个来月，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便发布训令，令西北联大工学院（原北洋工学院及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此外，教育部令李书田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主任。
同月稍晚，教育部再度发令：“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案查该校工农两学院自二十七（1938）年度起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分别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及国立西北农学院……”不仅西北工学院，这又独立出一个实力较为有限的西北农学院。如此匆忙的举动，不能不使人生出许多猜测。一种观点认为，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一心恢复北洋大学，这种主张得到与李书田先后毕业于北洋大学，又均有留美经历的新上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或默许。这样的动作，尽管遭到西北农学院全体学生联名上书《呈请维护西北联合大学组织完整，恳请诸公同心协力据理力争》，反对农、工两院改组分立的抵制行为，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分拆出来之后，其他部分依然以“西北联大”称名。在此期间，“联大”的教学科研依然正常运行。
在西北联大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上，还决议以“公诚勤朴”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并聘请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两位著名学者制撰校歌。从后来发表的情况看，校歌为黎锦熙一人署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
并序联黉，卌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蟠冢，
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
政法倡忠勇；
师资树人表，
实业拯民穷，
健体明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
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这一切工作的情形，让人感觉这所“联合大学”完全可以正常开展下去。可事实并不如人愿。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从“西北联大”分拆出去不过一年，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原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分别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
“西北联合大学”这个名称，就此消失。
“五校分立，合作办学”
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尽管在官方文件中，由此之后，“西北联大”这个名称不存在了，但在后来很长时间，甚至以至于今的岁月，人们提起曾经在这里的高校，仍常常以“西北联大”称谓。譬如今天到西北工学院所在的古路坝天主教堂，人们会告诉你，这就是“西北联大”的所在地。即使在城固县城的几处当年学校旧址，人们也直称“西北联大”；就连见诸书刊的大量文字，写到相关学校情况时，也大都以“西北联大”统而言之。这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这里的学校名称虽然已变更，可原本共居于一座小城，一些设施通用，许多教师合聘，学校之间仅仅一墙之隔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多数人眼里，他们都是外地迁来的教师、学生。他们的学校名称，那就是刚到来时响亮的“西北联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名称上已经分拆，可城固这座小城中，仍然涵纳着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等原“西北联大”的主干院校，居于汉中的西北医学院，居于沔县的西北农学院离这里也不过数十公里。后来有分开的学校又汇合一起，甚至出现两所学校由一位校长同时管理的特别情形等等，这样的现象几乎维持到抗战结束。所以，一些学者将此时直到抗战结束称为“西北联大”的“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
1939年8月之后，国立西北大学承接了“西北联大”的主体部分，仍为西北地区唯一之大学。（其余均为学院）当然，负责管理的方式同时有改变。原“西北联大”为校务委员会制，此时改为校长负责制，并任命原校委常委胡庶华为西北大学校长。学校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下设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等12系。分出的西北师范学院也实行院长负责制。原“联大”校委常委李蒸任院长。学院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等十系。分出的西北医学院设院长等职务，学院因人数有限，未分系。城固这座小县，仍然涵纳了数所完整的大学和学院。除去西北工学院设在距县城约12公里的古路坝天主教堂外，县城内的西北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隔壁为邻，可以说完全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按《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的描述：“文、理、教育和各科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都是与西北大学合用。长时期‘西大’、‘西师’相关系科及其课程是合班讲授。一因西北师范学院建校之初，并无单独的校舍；二因西北大学文理科学生多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其中许多学生原是北平师大的学籍。”甚至“教授、讲师，虽各有专任，但大多数始终是在‘西大’和‘西师’互相兼课。”（转引自《西北联大史料汇编》712页）由此可见，当时教育部做出分拆“西北联大”的决定，是不够切合实际的。
虽然“西北联大”被名义分拆，但它们处于同一地域，多项工作运行依然相互交织。譬如，1941年5月，“西北联大”已被分拆两年以后，一个由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五院校联合组成的“西北学会”在西北大学内成立。该学会以“确立民族自信，加强民族团结”，“研求精神学术，砥砺个人品性”，以及复兴民族本位文化，复兴西北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这是数所院校学术、精神紧密联系的重要例证。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
西北联合大学的专门著述虽然很少，但在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院校的校史或校史稿中，“西北联大”都是作为重要时期来进行描述的。
一直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5月，同时在西北师范学院及西北大学任教的黎锦熙教授，还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为脉，作出一篇《国立西北大学校史》。该校史将每一句歌词排序解说，对“西北联大”所组各校历史做了简明介绍，对各校合组分拆情形加以分析，可以说是对数年来汉中区域内院校分而未分的实际状况的恰切又实事求是的解说。
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有趣现象是，多位教授，由于被数所院校合聘或彼此兼课，被多所院校列入了自己的学人名录。譬如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黄文弼、罗根泽、杨晦、谭戒甫、刘朴、杨人楩、罗章龙、马师儒、黄国璋、郝耀东、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王耀东、吴世昌、郁士元、周传儒、汪堃仁……50多位学者教授，被分别列入了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校的学人谱。当然，有些教授名字还会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或其他相关联院校的名录中。他们中的多位，本身或后来，就分别在这几所院校任教。中国旧式高校，教授、教师采取聘任制。一个教师在一两所院校任职是常有的事。但在如此短的时间，教师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数所院校名录中的情况，应该绝无仅有。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某种特性，但同时又可作为我们今天了解这数所院校合作紧密的清晰表征。
因何名声甚微
抗战结束前后，居于此地的数所院校，部分向他处迁移。譬如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开始分年向甘肃兰州迁移（1946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在北京复校，称“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即今北京师范大学。）留在甘肃的西北师范学院部分于1958年更名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恢复西北师范学院原名。1988年改名西北师范大学。1946年，教育部下令北洋大学复校，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北洋大学。（1951年9月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更名天津大学）余部迁至陕西西安、咸阳，形成今天的西北工业大学。抗战结束，原“西北联大”主体的西北大学，迁建西安，在原西大校址办学。西北联大农学院来汉中后，设于沔县。西北医学院1946年又并入西北大学。
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比，“西北联合大学”的名声不为多数人所知。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笔者浅见，“西北联合大学”的师生虽然成绩卓越，但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群体，似乎更为强大,而在“西南联大”就学的学子，成就在国内外都相当杰出。这两方面相较，“西北联合大学”不能不稍逊一筹。
但更重要的因素，笔者以为是学校名称存在时间太短。“西南联合大学”，在合组的8年多时间，名称一直未变。而“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开学不过数月，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便分拆出去；不过一年光景，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分别独立，连名称也没有了，仅以西北大学之名支撑。虽然后来有分而未分的实际，但毕竟各成体系，自报家门，很难以“西北联大”名义昭彰成就，煊赫于世了。
如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院校，在他们的校史中，都应有曾经作为“西北联合大学”组成部分的重要章节，但要单独成书，将校制、人员、机构、教学、科研等内容清晰写出，却由于时间太短，同时多头分割纠结，颇难实施。这大约是“西北联大”几乎没有独自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因。
（本文作者杨建民系陕西省汉中市委党校教授，文史研究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