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这原本是一处国民党军官的官邸，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次堪称伟大的会议的永久见证。

9月23日，在黔北名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又迎来了熙熙攘攘的参观者。

门口“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遒劲有力。这是毛泽东亲笔题字的全国唯一一处革命纪念馆，可见遵义会议在他心中的分量。

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

记者翻阅了诸多史料及诸多当事人关于遵义会议的回忆，发现这场风暴实际上酝酿已久。

如果说因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绝对指导，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党内部分同志和军事指挥员有怨言，那么，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怨气达到了顶点。

为什么明明敌人已经察觉我方意图并布置重兵，博古、李德还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不是自己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吗？

现有史料表明，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位重量级的党内领导人的支持。

还有一个人的支持至关重要——周恩来。当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而周恩来恰如大家后来所知晓的，他选择了支持毛泽东，且一直坚持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的那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军事指挥员们的怨气，由朱德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会上，朱德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方式，他说：“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什么本钱，打什么洋仗？！”他进而激烈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

遵义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小灵对记者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闻天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会议开了三天，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便赶回部队，因为国民党黔军师长柏辉章此刻正急行军杀奔遵义。

遵义会议会场，正是这位师长的官邸。

邓小平杨尚昆亲自确定真实会址

张小灵向记者透露，遵义会议会址的确定，其实费了一番周折，甚至曾经找错地方。

“由于会议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张小灵说，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红军长征时曾在位于遵义老城杨柳街旁的天主教堂开过会，初步判定为遵义会议会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一度挂出“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195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这才算基本正式确定会址位置，会址“以修复原貌为原则”得到修复并向公众开放。

1958年11月3日，杨尚昆陪同邓小平亲临现场，一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方找对了！”而邓小平走进会议室时，也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面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柳暗花明的另一个经典先例，发生在500多年前。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迎来人生最低谷。但恰恰是在这里，王阳明顿悟“心即理”命题，留下了“龙场悟道”及其后文武全才的传奇人生。

而在经历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版图上魔术师般上演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典战例，最终彻底甩开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创了革命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