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

五四运动前夜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这一切使人迷惘，但又迫使新一代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考虑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等问题。这一群体中就包括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

1913年春至1918年夏（1913年春—1914年春在第四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在校长孔昭绶主政下，“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惟一之宗旨”，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周世钊、萧三等。他们纷纷聚集在堪称培养新青年摇篮的湖南第一师范，求知、立志、爱国。在他们的吸引下，被称为周南女校“周南三杰”的向警予、陶斯咏、蔡畅，周南女校初中部的杨开慧等也纷纷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勤学好问，以文会友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面有一所大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一位官员留下的产业，当时，第一师范的老师大多住在这儿。1914年上半年，毛泽东和蔡和森、陈昌等同学组织成立课外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到芋园问学，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他们探讨学问的对象。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和“改造社会事”等。他们不仅向老师问学，同学之间也是有遇必论。毛泽东经常于假日和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五六位好友，到“板仓杨寓”学习讨论各种问题，或谈治学、做人之道，或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教民的真理，常常一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应关心“大事”，即“人的人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15年，时年22岁的毛泽东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胜友，以求学业广博。7月，他写信告诉萧子升：“第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带着求友心切的心情，毛泽东在9月中旬以署名“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为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应者有李立三等五六人。之后，他们也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就常漫步市郊各胜处，谈论包括治学方针与方法、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

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读“无字之书”，就是指接触社会实际，参加社会实践，学习社会知识。第一师范学校的校章规定，“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 “”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1914年，毛泽东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空余时间，邀约同学以“游学”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他们身无分文，先后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的一些乡镇，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行程900多里，历时一个多月。在游学中，他们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等各种人。1918年春天，毛泽东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游学，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了解了农村社会，接触了农村各阶层群众，锻炼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为他们日后养成注重调查研究之风，关注农民农村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师范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非常热爱体育锻炼，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毛泽东对游泳情有独钟，他和罗学瓒等同学常到湘江挥臂击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1916年前后，毛泽东的同学贺果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当时湖南选派了7名代表，其中一师就有3名。体育锻炼不但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同学们的自信和意志。1917年10月校友会改选，毛泽东担任了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为文学部部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友会开展了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论辩会、运动会等许多课余活动。这年下半年，学友会成功地举办工人夜校。同学们亲自起草招生广告，主持开学仪式，兼任教员，与工人建立了深厚感情。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南向北溃退。长沙是溃军必经之地，学友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织学生自愿军担负起护校的任务。18日，有一支3000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道长沙城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附近徘徊。毛泽东率领学生军配合当地警察鸣枪呐喊，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军不敢抵抗，全部缴枪投降。长沙城免去了一场兵灾。

读书立志，心忧天下

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都有着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他们以“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之学”作为自己学习的目的。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些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取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以激愤的心情在封面上写下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标志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很快，他们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在一起讨论不下百次，通过讨论，最终的结论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这个团体正式组建为新民学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萧三等13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此，毛泽东等一批有志于国家的热血青年，聚集在新民学会，开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学生时代的真实写照。在学生时代，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后来对他的学生时代这样评价：“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往事并不如烟。虽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学生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他们那种求知、立志、爱国的人生取向仍弥久恒新，这种真谛虽时代不同仍值得回味、值得总结、值得借鉴，更值得当今青年人去认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