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纵队从西班牙撤出后，滞留在法国边境小城的集中地。在这张合影中可以看到数张特征明显的中国面孔。
中国志愿者张瑞书登上了西班牙杂志《Estampa》的封面。
国际纵队中的中国志愿兵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抢救伤员。
陈文饶参加国际纵队前的留影。
1938年中共中央托人从延安给国际纵队中的中国志愿者的锦旗。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驻摩洛哥军队司令佛朗哥发动了武装叛乱,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随即出兵支持佛朗哥。法西斯的猖獗，激怒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来自54个国家的3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海明威、白求恩医生，也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理想和正义，把热血洒在西班牙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当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他们是怎么来到西班牙的,在这块土地上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三个中国人的名字？
旅居美国的倪惠如和邹宁远夫妇开始关注西班牙内战，最初是源于一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纪录片。倪邹二人虽然是科学工作者，但对人文历史很感兴趣，平时也爱看纪录片。1985年的一天，邹宁远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正义之战》的报道。影院距他家开车要1个小时，他们决定前往观看。
《正义之战》通过采访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军老兵，向观众展现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正义与邪恶的对决。在看这部电影前，倪邹二人对西班牙内战所知寥寥，更想不到，当年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为了一个与他们毫无瓜葛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影片中，一个美国老太太回忆，她的先生报名要去西班牙参战。她内心非常彷徨，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她先生有关节脱臼的毛病。她想：如果她把这个秘密告诉医生，那他就一定去不成了，但这样，她先生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后来，她的先生如愿去了西班牙，不久战死沙场。“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倪惠如至今还记得老太太说这句话时，那张强忍泪水的脸。
回程路上，二人一言不发。西班牙内战和那些义无反顾的人们，让他们久久不能平静。邹宁远说，后来《正义之战》又在纽约周边的好几个城市上映，他们开着车，追着看了好几场。只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发现影片中有一个中国志愿兵的画面。“只有一格画面，一闪就过去了。”倪惠如说。他们发现国际纵队中可能有中国人参加，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1986年正值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50周年纪念。美国志愿军组织——林肯旅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在翻看纪念册最后的老兵名录时，邹宁远忽然发现三个很像中国人的名字——Dong Hong Yick、Chi Chang、Edwin Wang。“‘Dong Hong Yick’很像是广东拼音，‘Chi Chang’拼出来是‘张纪’，‘Edwin Wang’的那个姓氏很像‘王’。”邹宁远向记者解释说。
虽然，国际纵队中有很多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南美洲的人，但是倪邹二人不敢相信，其中也会有中国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夜，中国自顾不暇，怎么会有中国人不远万里去参加西班牙的战争？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他们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际遇？倪邹二人头脑中出现无数问号。
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把视角拉回到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点燃世界的西班牙内战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抛弃绵延了几个世纪的君主专制制度、刚刚走上共和的西班牙，危机四伏。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西班牙工业落后，农村凋敝，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1936年2月，由社会党共和联盟、劳工联合总会、西班牙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左翼的人民阵线政府成立。新政府一上台就推出土地改革、特赦政治犯、削弱教会权力等一系列改革。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触怒了西班牙教会和中上层阶级。1936年7月17日，以佛朗哥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持续3年的西班牙内战由此打响。
按说佛朗哥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发起武装叛乱的行为，绝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可是西班牙内战打响后，西方各国的态度却很暧昧。
当时的法国政府也由左翼政党组阁。得知佛朗哥发动叛乱后，法国总理勃鲁姆的第一反应是倾向于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但当他到伦敦开会时，英国政府立刻对他这一态度表示不满。勃鲁姆从英国回来后，举行了三次内阁会议。内阁中大多数人都反对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参议院议长让纳内说：“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确信，假如对西班牙问题的任何干涉引起了欧洲的纠纷，英国将不会跟着我们。”
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一开始就对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怀有敌意。英国《每日镜报》在谈到西班牙和法国的左翼政府时甚至写道：“如果让现在正在西班牙和法国流行的共产主义传染病传播到其他国家，那么已经在自己的国土上消灭了这种传染病的两个政府——德国和意大利就会是我们最有益的朋友。”另一方面，吃够了一战苦头的英国，非常恐惧战争。他们认为任何对西班牙的干涉都可能导致一场“国际危机”。避免这种“国际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干涉”西班牙内战。
从一战后就对英国政策亦步亦趋的法国，立即调整风向标，转向“不干涉”政策。1936年9月9日，“不干涉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虽然意大利和德国政府也先后在不干涉协定上签了字，但是他们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第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对佛朗哥的支援。7月底，德国成立了“W”特别司令部，专司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专家。而此时，意大利的飞机已经飞到了西班牙的上空。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德国向佛朗哥提供了6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700门火炮和5万多德军。意大利手笔更大，一举给佛朗哥贡献了2000门火炮、950辆坦克、1000多架飞机和15万意军。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热心支援佛朗哥的叛军，一方面缘于二人极端仇视左翼政权，另一方面则想为不久后发动世界大战实验新式武器。最新式的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等新式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战场上亮相，以至于德国将军莱希劳无耻地说：“德国把西班牙当成了自己的练兵场和最高等的军事学校。”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不干涉委员会”，但他们严守“中立法”，向西班牙交战双方实行道义禁运。然而，美国“禁运”的对象不包括意大利和德国。仅1937年就有将近两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通过德意卖到佛朗哥军队手中。此时的“不干涉”，实际上成了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武器禁运。
英法美的冷漠，把西班牙共和政府推向了社会主义苏联。从立场上讲，苏联有支持西班牙政府的责任，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也的确向西班牙共和政府给予了不少武器和人力支援，但苏联不希望跟欧洲各国搞僵，还是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对于斯大林而言，重要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西班牙的事情是次要的”。
此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1936年9月，共产国际成立专门委员会，世界各地的共产党设立了志愿人员招募中心。来自54个国家的3万余名热血青年加入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这些人中不单有共产党人，还包括所有以反法西斯为己任的人们。
影片《正义之战》中，当年参加国际纵队的美国护士达维多被问到，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参战？她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我想那是犹太人的事，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时，我想那是埃塞俄比亚的事，当德意两国出兵西班牙时，我才警觉到他们的胃口是要鲸吞全世界！”
1936年10月14日，第一批650名外国志愿人员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基地。此后，3万多名操着各种语言的志愿军战斗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其中包括近百名中国勇士。
浮出水面
1988年，邹倪夫妇开始了对中国老战士的寻访之旅。这年，西班牙举行世界各地老战士重访西班牙活动。邹宁远随林肯旅的老战士们来到西班牙。活动中，邹宁远遇到一个日本摄影队。日本摄影队此行的目的是给国际纵队中唯一的日本队员——白井拍摄纪录片。“虽然只有一个日本人参加国际纵队，但日本非常重视，不但为白井写过好几本书，还要拍纪录片。相比起来，我们中国人参与国际纵队的事迹却无人提起，这太遗憾了。”邹宁远感慨万千。
回到美国后，在一次林肯旅老兵的聚会上，邹宁远向老兵们公开征集中国志愿者的信息。“当场就有两个老兵说他们知道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邹宁远说。
邹倪夫妇很快根据会上获得的消息，找到了住在纽约的老兵格雷伯。1936年，格雷伯正在读大学，得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举进犯西班牙，便和朋友一起参加了美国的国际纵队。不久，格雷伯和同伴被送到法国边境的一座小城。
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头一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像格雷伯这样的志愿者从世界各地汇集到法西边境。他们有的是通过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有的则是以个人名义只身前往。由于当时法国已明令禁止志愿者跨越边境进入西班牙参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们只能从法国边境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偷渡到西班牙。格雷伯告诉邹倪二人，为了躲避法国哨兵的巡查，他们都是夜间翻山。一路的行程艰辛又危险，大山一座挨着一座，似乎永远爬不完。格雷伯回忆，许多三十岁以上的人，半路就爬不动了，有的只好打了退堂鼓。通过一夜的跋涉，次日清晨，志愿者的双脚终于踏上西班牙的土地。“20多国语言齐唱《国际歌》，就像亲兄弟一样。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体验了。”事隔多年后，格雷伯这样对来访的倪惠如和邹宁远说。
格雷伯进入西班牙的路径，几乎是每个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必经之路。进入西班牙后，志愿者们被安置在马德里东南方的小城阿尔巴塞特进行整编和训练。这里便是国际纵队的总部。由于国际纵队队员来自50多个国家，语言成为一个大问题。为了方便沟通，国际纵队按照队员们所操语言，把他们分成几个支队。
西班牙内战由佛朗哥率领的西班牙驻摩洛哥军队发动。在德国运输机的帮助下，佛朗哥麾下的几千名士兵被迅速运过海峡，占领了塞维利亚。战争开始后，佛朗哥叛军一路北上，直取首都马德里。对于双方，拿下马德里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保卫马德里”成为西班牙内战开始阶段最重要的战役。
从当年西班牙选举的分布图可以看出，马德里身陷右翼势力的包围圈。西班牙共产党著名女领袖“热情之花”伊巴露丽，提出“不准他们（法西斯）通过”的口号。不过，面对佛朗哥的大兵压境，马德里市民仍不免惶恐。就在情势万分紧急时，一支陌生的军队出现在马德里街头。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头戴钢盔，抬着机关枪，威风凛凛。有的马德里市民以为这是苏联派来的援军，率先喊起“俄国人万岁”。其实这支队伍是刚刚组建的国际纵队第11支队。
国际纵队在距马德里不远的大学城设置了第一道防线。英国作家文森特·布罗姆在《国际纵队》一书中这样描述大战前的大学城：
街道上有许多壁垒，看不到私人汽车，全部出租车都被征用去作军事运输了。所有的食品店里都排着长队，民兵指挥着交通，街道两边堆着无人清理的垃圾。玻璃窗上密密地贴着交叉的纸条以防止被炸碎时四处飞溅。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到混乱。一个邮递员在严重破坏了的街道上东张西望，希望找到已不存在的地址牌。三五成群的阔家妇女拥挤在街头上紧抱住成包的食物，许多儿童尾随在后。偶尔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驶过，他们立刻改变情绪，脸上露出喜悦，举起手臂握紧拳头边向他们敬礼，嘴里边喊着：“iNoPasardn!（不准他们通过）”。一些工人在巨大的火盆旁紧张地修理被炸坏了的道路和煤气管道。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号召居民奋力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炮击、轰炸、扫射……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佛朗哥军队向大学城投下了无法计数的炸弹。大学城中，曾经的哲学楼、文学楼，都变成了充满血腥的战场，几乎每栋楼房都进行着拉锯战。11月底，由于给养供应不上，叛军终于退却，马德里保住了。
国际纵队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英勇无畏的表现，震动了世界，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国际纵队的战士都有负伤入院的经历。医院既是他们在大战中的临时喘息所，也成为结识新朋友的主要场所。 1937年格雷伯因病被送入地中海边的贝尼卡西姆医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人——Yick。
倪邹二人听到Yick这个名字，眼睛一亮，这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三个疑似中国人之一。可惜，格雷伯只记得Yick英语很好，很可能来自纽约的唐人街，对他的中文名字和身世，一无所知。格雷伯告诉他们，Yick1938年就牺牲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倪邹二人不甘心。既然格雷伯说Yick来自唐人街，不如从唐人街入手。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美国华埠历史研究专家麦礼谦。倪惠如说：“虽然麦礼谦并没有接触过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资料，但他告诉我们可以从纽约《先锋报》和巴黎《救国时报》入手。”
《先锋报》是当年美国华人社区出的一份周报，如果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一般人很少知道。在1937年6月26日的《先锋报》上，倪邹二人发现了一封署名张缉的西班牙来信。张缉是湖南长沙人，复旦高中毕业后于1918年来美留学。后来，他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矿学学位。本来很有可能跻身中产阶级的张缉，后来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而失业。这样的经历使他思想逐渐左倾，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毅然加入美国志愿者队伍奔赴西班牙。
“‘张缉’不就是名单中的‘Chi Chang’吗？”倪邹二人非常兴奋，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战士终于浮出水面了。倪惠如告诉记者，后来她又专门查了1918年美国入境记录，确定“张缉”的中文名字是“张纪”。“当年参加国际纵队是被西方政府禁止的，所以很多人报名时，都用化名。”倪惠如说。
另一个在《先锋报》上出现的名字叫陈文饶。陈文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之后又一场著名的战役——贝尔奇特战役。他在报纸上生动地写道：“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
邹宁远对记者说，Yick和陈文饶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来自纽约的唐人街，同样受伤住院，只不过格雷伯记得Yick伤在臂膀，而陈文饶伤在脚上。会不会是事隔多年老先生记错了呢？后来他们在另外一张老报纸上发现了陈文饶的照片。当他们把照片拿给格雷伯看时，他一眼就认出陈文饶就是Yick。
贝尔奇特之战
在医院里，陈文饶结识了一个从瑞士来的中国志愿兵林济时。邹倪夫妇后来发现，林济时在国际纵队的中国志愿者中是个灵魂人物，他不但经常给《先锋报》和《救国时报》投稿，而且周围汇集了许多中国志愿者。后来，倪惠如来中国寻找资料，才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张德钟那里知道，林济时的真名叫谢唯进。
谢唯进是四川人。1919年底，他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赴欧学习。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谢唯进的同学中就包括朱德、孙炳文等人。1925年，谢唯进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次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的十年，谢唯进辗转欧洲各地，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化名林济时加入了国际纵队。
谢唯进刚抵达西班牙时，满以为能立刻加入战斗，没想到等了一个月，国际纵队就是不批准他参战。谢唯进只好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他表示，如果国际纵队对他的背景有疑惑，可以向法共和德共调查。显然，这封信起了作用。不久，谢唯进拿到了国际纵队的军人证，开始了真正的戎马生涯。
国际纵队显然对谢唯进在欧洲的政治背景非常满意。刚一参军，他便被任命为第11支队反坦克部队的政委和党委书记。像陈文饶一样，谢唯进也参加了贝尔奇特战役。1937年7月，西班牙共和国军在马德里西北50公里的布鲁内特发起大反攻。虽然共和国调集了近5万名精兵、136门迫击炮、128辆坦克和150架飞机，还有国际纵队第13和第15支队协同作战，但面对武器先进的叛军，共和国军还是处于下风。8月份，谢唯进所在的军队被调往贝尔奇特城，阻止叛军北上。在贝尔奇特，他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大战。
贝尔奇特是一座古城，四周建有厚实的围墙，据说当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也对它无可奈何。贝尔奇特城的制高点是一座古老的教堂。叛军盘踞教堂，从高耸的钟楼上向下扫射。机枪、手榴弹、燃烧弹都奈何不了这座花岗岩建造的教堂，不少国际纵队队员倒在机关枪的扫射下。
1995年，为了寻觅60年前中国志愿兵在西班牙的足迹，邹倪夫妇来到了贝尔奇特城。走进贝尔奇特城，面对城中的断壁残垣，他们惊呆了。街道两旁的房子还在，但是房子里只能看到悬在半空中的房梁，既没有屋顶，也没有地板。那座高耸的教堂，只剩下一圈空壳。“战后，佛朗哥夺取政权。他下令这里不许重建。他要让西班牙人看到，这就是反抗的结果。”倪惠如告诉记者。谢唯进就在抢攻教堂中，被一颗子弹击穿了脚踝。他被送进位于地中海边的贝尼卡西姆医院。养病期间他不但遇到了包括陈文饶在内的好几个中国老乡，还遇到一个中国参观团。参观团团长是上一年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流放海外的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在与西班牙人民阵线总指挥米亚哈将军会面时，赠给西班牙人民阵线一面锦旗，上题：“同为民族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遭受日寇侵略的中国人，对于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显然更加同仇敌忾。
参观团中一位名叫陈柱天的团员，四处托人打听谢唯进。陈柱天是巴黎《救国时报》“救国会”的负责人。他受巴黎中国人民阵线负责人赵建生之托，给谢唯进带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党领袖如毛泽东、王明诸兄特专函嘱弟向各位代致敬意，并祝早日恢复健康，继续加入前线杀敌。”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慰问，给予了谢唯进极大鼓励。原本打算离开西班牙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谢唯进，决定留下来继续参加战斗。
著名的“大光头”
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中，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联系最紧密的灵魂人物是谢唯进，而在西班牙人当中名声最大的是两名英勇的男护士——张瑞书、刘景田。
倪惠如曾在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Estampa》杂志封面上，看到一个中国中年男人的大光头。这个中国男人眼望远方，张着嘴，露出憨厚的笑，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这个人就是在国际纵队做救护工作的张瑞书。这期杂志中有一篇名为《张和刘》的文章，报道的就是张瑞书和刘景田的故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激战正酣。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方工厂亟缺劳动力，英法两国招募了14万多名华工。张瑞书和刘景田就在那时来到法国。
时年24岁的张瑞书，原本在长沙当兵。那一年，督军逃走，军队解散，他无事可做，本想去浦口投奔姐姐，可在码头上被法国的招工启事吸引住了。启事上承诺，到法国工作5年，期满公司负责送华工回国，每位华工家属可以领到50法郎的安家费。无牵无挂的张瑞书觉得，去法国也是条出路，于是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
张瑞书到法国后被送入巴黎附近的纸厂做工。一年多以后，一战结束，从战场上回来的法国工人重新回到工厂，华工们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命运。张瑞书父母双亡，在中国又没成家，他决定留在法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凑了1000法郎还清了工厂支付的来法船票，废除合同，成为了一名自由人。此后的几年，为了偿还这笔欠款，张瑞书平过战壕，挖过死尸，清理过毒气弹，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直到1924年，经人介绍进入雷诺汽车工厂工作，从此才过上安稳日子。
在厂里，张瑞书认识了山东老乡刘景田，老刘当年也是来法国当苦力的。两个人既是同乡，又有共同的经历，从此就成了“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好朋友。一战以后，欧洲经济受到重创，工厂里左翼思潮蓬勃发展。从法国工友口中，老张和老刘第一次听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原来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张和刘，接受了新思想，不久便双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报名参加了国际纵队。“当时他们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毅然决定抛弃一切上战场，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倪惠如感慨道。
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总部后，张和刘原本要求参加机关枪队。可体检后，他们被分到第14旅第13营卫生队抬担架。几年后老张在延安跟朋友提到这段经历时，遗憾地说：“那真是扫兴啊！怎么要求也不准许！原因是年纪太大了。”不过，抬担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次战斗就是两个星期，天天开战。一阵炮火过后，满地都是伤兵。老张和老刘抬起伤员就跑，有时候一跑就是十几公里才能放下。国际纵队第14旅出版的《联队》杂志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他们的文章：“第二发炮弹爆炸之后，有人喊：‘老张受伤了！’是老张！我们急忙向他看去。他站在那里，有点被震荡吓呆了，但还在微笑……”
这段描写如此传神，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形象。倪惠如告诉记者，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一提到中国同志，说的就是张和刘。
关于《Estampa》杂志封面的“大光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37年秋，战线休息，张瑞书的支队长叫他去马德里玩玩。因为工作太忙，张瑞书不愿意去，但队长非让他去不可。在马德里街头，张瑞书看见墙上贴着他那张一米多高的“大光头”海报。就在老张发愣时，周围的西班牙市民发现海报上那个“大光头”就在眼前。他们惊叫着围过来，拥抱他、吻他，向他高呼着西班牙语的致谢和祝福。直到这时，老张才知道为什么支队长非让他来马德里。
撤出西班牙
然而，国际纵队战士们的英勇并没有挽回日益被动的战局。1938年春，佛朗哥叛军已经占领了北方加泰罗尼亚省的大部分地区。共和国领导人担心佛朗哥继续南下，切断马德里与地中海的通道，于是发动了埃布罗河大反攻。埃布罗河之战是西班牙内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共和国方面参战的7000名战士牺牲了四分之三。刚刚治愈脚伤重返战场的陈文饶，便牺牲在埃布罗河战场。
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也许不会想到，埃布罗河之战是他们在西班牙打的最后一仗。1938年9月，就在他们死守在前线上时，西班牙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在日内瓦宣布单方面解散所有外国部队。西班牙共和国为什么会自毁长城，要求国际纵队撤出？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内格林虽然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但从未放弃寻求西方国家的同情，他一厢情愿地希望国际纵队撤走后，德意军队也能撤走。有人说，彼时英法正欲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希望通过把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而祸水东引，让德国去攻打苏联。受到《慕尼黑协定》的影响，苏联决定撤走国际纵队，从西班牙战事抽身。不管怎么说，1938年秋，国际纵队的所有战士被召集到巴塞罗那，等候撤离。
10月28日这天，巴塞罗那为国际纵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国际纵队高举着旗帜，浩浩荡荡地穿过巴塞罗那市中心。街道两边挤满了泪流满面的市民，他们抛撒着鲜花，高喊着口号。热情的西班牙少女冲进队伍与国际纵队的志愿军战士拥抱。
欢送大会上，“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演讲：
国际纵队的同志们：你们为了政治的理想，无私地奉献出你们的热血；也为了同样的原因，你们就要离去。有些人将重返自己的国家，有些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但你们大可挺起胸膛，光荣地离去。你们创造了崭新的历史，你们彩绘出世间的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四海一家的英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请你们回来!
然而，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的第二年，佛朗哥就夺取了政权。
撤出西班牙后，谢唯进随部队被安置在法国境内的塞尔瓦小区。这里是国际纵队英、美、南美等国战士的集中地。这个集中地聚集了16000多名等待回国的国际纵队战士。这里虽名为集中地，实际情况却如同集中营。谢唯进在一篇名为《对海外侨胞的报告和呼吁》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连防毒面具都挂在腰间，机枪坦克，布妥阵势……”集中地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起初没有供水，战士们只能喝沟里污水，许多人得了痢疾。每人身上都虱蚤成群，面黄肌瘦。
在这里谢唯进遇到了李丰宁、杨春荣、张长官、张树生等好几位中国战士。张瑞书、刘景田最初也被送到此处，可不久他们就被法国朋友救走了。谢唯进只能给国民政府驻巴黎领事馆写信求助。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谢唯进和一同被关押的6名中国战士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中国抗战情报》，贴在营房外的木板墙上。每天早晚，墙报前都聚集着许多读者，一边看报，一边讨论中国的问题。一同被谢唯进贴在墙上的还有1938年中共中央托人带给他们的锦旗。这面锦旗上写着：“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锦旗的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倪惠如告诉记者，这面锦旗是中共中央托一位中国海员，经法国马赛，千辛万苦才转交到谢唯进手中的。谢唯进一直珍藏着这面锦旗，直到生命最后阶段，把它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1939年3月，谢唯进他们终于等到了驻巴黎领事馆的回信。信中说可以给他们签发护照，但是回国的旅费必须自理。可是到了6月，领事馆许诺的护照还是没有来。情急之下，他只好给在美国的赵建生写信求助。赵建生没想到谢唯进他们还滞留在集中地里，立刻给他们汇了750法郎，并且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海外侨胞积极援助，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1939年10月，经过8个月的集中地生活，包括谢唯进在内的6名中国志愿军终于获准离开。倪惠如说，幸亏这些中国志愿军被及时营救出来。几个月后，法国沦陷，仍滞留在那里的国际纵队战士们，很多被德国人送进了纳粹集中营，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出西战场，进东战场
东战场,西战场,相隔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这是1938年《救国时报》同仁送给西班牙前线中国战士的一首诗中的几句。“西战场”指的是西班牙，“东战场”则是正在经历抗日战争的中国。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那时中国像西班牙一样，也得到全世界正义者的关注。我们熟知的白求恩医生、著名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还有纪录片大师伊文思，都是刚出西战场，又进东战场。而对于刚刚脱困的中国战士们而言，回国抗战不单是为了正义，更是一种民族责任。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这些能找得到名字的中国战士，出了西班牙战场后，全都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1939年6月，谢唯进带着新婚妻子和儿子绕道越南，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他立刻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取得联系。这一时期，谢唯进主要做一些对外联络的工作。许多从西班牙战场归来，又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外国医生，经常到谢唯进家做客。当年也是谢唯进家座上客的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向倪惠如回忆，这些“西班牙医生”本来想去延安工作，却被中国红十字会分配到了贵阳图云关，他们推选代表到重庆找周恩来想办法，谢唯进家就成了一个据点。
1944年，谢唯进去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调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1955年，谢唯进被授予解放勋章。
在西班牙战场出了名的两名男护士张瑞书和刘景田，被朋友从集中地救出来后，也回到了祖国。1939年10月，他们抵达延安。在延安，刘景田被安排到“党校六部”搞建筑工作，张瑞书则到《解放日报》做了保管员。在延安，张瑞书和刘景田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们的吃苦耐劳，常常被评为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后，张瑞书在新华社做后勤工作。“行政级别13级，属于高级干部！”倪惠如说。而刘景田的信息解放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张纪、李丰宁、杨春荣、张树生、张长官等人，离开西班牙以后也都回到中国参加抗战。对于陌生的西班牙，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前往支援，自己祖国遭受蹂躏，他们又怎能置之度外呢？
谢唯进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有近百人之多，但经过十几年的寻找，倪惠如和邹宁远只找到了十几个人的故事。虽然大部分英雄的故事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倪邹二人相信，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也不会退色。“正像《救国时报》赠给他们的那首诗说的那样：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倪惠如说。
参考文献：《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国际纵队与中国》、博士论文《西班牙战争与国际社会》。本版图片由倪惠如、邹宁远提供。（记者 黄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