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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归来》差点儿没出来(上)

汪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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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在人民政协报任职时,请程思远先生审看报纸的一篇文章,时为上世纪90年代初。  本报记者  俞宁  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本《李宗仁归来》成为那个时代绝对的畅销书,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曲折经历;更有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已经有两家电视台和几家话剧团拿出了作品的改编计划,但最后都搁浅了;当年全国性的报告文学作品评奖时,曾有许多读者推荐这部作品,不少评委也颇看中,但最后却不得不割爱。这是为什么呢?

《李宗仁归来》三位作者之一的汪东林先生在当代中国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民主人士》一书中,对此有所披露。

1965年7月,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海外归来,是当时一件震动海内外的大事。在这之前,追随李宗仁先生几十年的程思远先生,曾数次秘密回国,穿梭于周恩来与李宗仁之间。此时,终于促成了这件大事。程思远先生和夫人石泓女士也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素材积累和创作起因

笔者目睹李宗仁先生夫妇和程思远先生夫妇的丰采,是在他们从海外归来之初,却未有直接交谈的机会。但是,对于李宗仁先生等从海外归来前的神秘策划和历史情况,笔者却所闻甚多,其来源:一是政协统战口的口头传达和书面材料;一是我们熟悉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是李、程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在会场内外的议论和陈述。这一切,正是我在十多年后撰写长篇报告文学《李宗仁归来》最早的素材积累和创作起因。

1972年秋天,我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京并回到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的工作岗位,程思远先生已经是这个学习组一名几乎从不缺席的学习成员,尔后又成了学习组的召集人之一。

那时候,学习是与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每周要学习两三个半天。自然,我同程思远先生,很快就熟悉起来。

在长年累月的学习会上,程思远自然要谈起往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在海外的,包括李宗仁先生归来的起因和过程,这就更加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以至在会外也找他询问,他也乐于满足我的要求,甚至把他精心保存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剪报材料带给我看。这是我酝酿撰写《李宗仁归来》的第二阶段。

时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政治大环境的逐渐宽松,我的准备工作也进了一步,即登门找程思远先生长谈,对李宗仁先生归来的前前后后,有了系统的素材。正是这时,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王士美从长春来京,我同他谈起想做成这件事,写篇长文。他兴趣极大,认为应该写成一本书,表示愿意合作,鼓励我加紧收集资料。

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增强了信心,工作也进一步加紧,曾一度每周都要去一趟程先生的家,请他如讲故事一般地叙述。

一瓢凉水浇不灭

就在这时,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单刀直入地问我:“听说你准备写一本关于李宗仁归来的书,有这事吗?”我听了一愣,竟一时答不上话。沉思了一会,自然是如实汇报。

这位负责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即严肃地说:“一个机关干部,有写作爱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谓不可。但作为一名统战部门的干部,写李宗仁归来这样重大题材的作品,这尺度和分寸你个人能把握得了吗?再说,李宗仁从海外毅然归来的背景和过程,其细节并未见之于国内报刊,你的书写些什么,怎么写,都是问题。你不可感情用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将来弄出毛病后悔不迭。这些年来,写文章,写书,出问题的教训还少吗?我找你谈谈,是打个招呼,爱护你,不是别的意思。你若坚持要写,写成了也得经过主管部门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发表和出版。这一点,也不得不提前打招呼。”

这一瓢凉水,浇得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左思右想,总解不开这个疙瘩:事情再大,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还能这么严重?再说,写李宗仁归来,是歌颂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和李宗仁先生的爱国爱乡之情,会有什么大错?我别无他法,只得给王士美写信,商量这个难关怎么过。

正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便召开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解不开的疙瘩也敢于先扔在脑后。我们的工作也加快进行。

王士美在长春又招来他的作家朋友顾笑言,在1979年夏天到北戴河直接与程思远先生见面,并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续采访。在我的先期工作和王、顾二位采访的基础上,《李宗仁归来》10万字的书稿很快写出来了。

作品在东北出版

由于这之前有那位负责同志打的招呼,我自然老老实实地在北京打听,有哪位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愿意审看一下我们的稿子,把把政治关,结果令我十分失望。这些有身份的负责同志,虽然了解内情,但无一人愿意审看我们的稿件,都纷纷推托“了解有限,不好把握”。如此看来,要在北京寻找审稿的负责同志,是不可能了。

使我意外的是,王、顾二位远在东北大地,根本不想等待遥遥无期而且很有可能把书稿“处决”的有关部门的审批,而直接送交一张省辖市级的四开报纸和主管此报的市级部门审看,因为他们确信,作品在政治方向上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北京方面,只要我做一件事,即得到程思远先生的允诺并拍板。

在这之前,程先生已经审看完作品的初稿。当我郑重其事地找到程先生,如实向他汇报一些有关情况,并提出听取他最后裁定的意见时,程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作品所写的事实没有问题,用的是文学的笔法,写得生动,引人入胜,我认真考虑过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力量,有利于宣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李宗仁归来这件大事上决策、筹划、安排的英明正确。我相信广大海内外的读者,也一定会欢迎这部作品的。”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作品在《长春日报》上连载,第一章刚登完,全国陆续有几十家报刊全文连载或选载,唯独北京的报刊没有一家响应。作品未及在报刊上登完,吉林人民出版社即抢着在1980年2月成书出版,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即几次印刷,印数高达106万册。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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