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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云端的俏白杨孙维世

万伯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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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世,一位才华横溢的新中国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邓颖超爸爸妈妈的“红色公主”。她似一棵屹立云端的俏白杨,一枝不畏酷寒傲风雪的红梅,她的不幸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隐痛。

1962年2月,应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邀请,戏剧家马彦祥将扬剧《夺印》改编为大型话剧并担任导演。4月下旬,剧本脱稿后,马彦祥偕中央实验话剧院舞台美术设计人员赴江苏扬州和高邮等地体验南方水乡生活。

当时年少的我,在北京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在送行的人群中,一位身材高挑衣着颜色搭配典雅的中年女性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她那墨汁似的过肩长发不时飘动着,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和阵阵爽朗的笑声,一下子使她无可争议地成为那个场面的绝对主角,所有其他在场的人都黯然失色。她,就是素有“红色公主”之称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孙维世的特殊身世,与其在“文革”中惨死狱中的不幸,至今还被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我也禁不住拂去历史尘埃,走近孙维世,去找寻去探知她那平常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不幸与坎坷。

5岁为周爸爸放哨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首充满悲壮情怀的七律,是1927年7月20日,孙维世的父亲,中共党员孙炳文(字纬坤)被蒋介石亲批“叛徒严惩”,在上海龙华惨遭腰斩后,她的母亲任锐愤而写下的。

孙维世,小名孙光英,1921年出生。老天爷在她出生的时候就把她的命运给安排好了,孙的一生,充满了红色革命的色彩。其父孙炳文早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学习期间,就参加了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主张暗杀活动的“铁血团”。孙炳文曾于1910年初,参加刺杀宣统皇帝摄政王载沣的反清活动。孙炳文才华横溢,曾任京津同盟会主办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在报上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诬蔑的愤怒,血气方刚的孙炳文竟独自一人跑去该报社,赤手空拳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回时双手鲜血淋淋。1913年1月16日,孙炳文参加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败露,京津同盟会被迫解散。孙炳文也遭到通缉,他偕爱妻任锐乘火车悄悄离开北京,回到四川老家躲避。

1916年,孙炳文经宜宾好友李贞白介绍,结识了当时的护国军将领,后为新中国第一大元帅的朱德,两人一见如故,英雄相惜颇有相识恨晚之感。1922年9月,两人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同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孙、朱、周三人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亲如手足。

1926年初,孙炳文在广州和周恩来秘密接头,就怀抱着5岁的女儿孙维世,让孙维世看身后有没有可疑人的跟踪。见面后,他们坐下来谈话,这个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放哨,打幼年那时起,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戏称孙维世1926年就参加革命了。

孙维世(中)与周恩来、邓颖超合影。

周爸爸送女赴延安

父亲壮烈牺牲后,母亲任锐不得不忍痛将不满周岁的幺妹孙新世托付给其父原来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后来又是大姨夫的黄志烜抚养,改名为黄粤生。1927年11月下旬,任锐又把宁世、济世两个大的孩子,安顿在武汉,由外公外婆出钱供养。随后,任锐便带着维世、名世回老家四川南溪,开始了将近10个春秋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

1936年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任锐,为

了减轻生活重压,把15岁的孙维世化名李琳送到中共领导的左翼剧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已亭亭玉立的孙维世成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一边在东方话剧社学习话剧表演,一边演戏。孙维世扮相秀丽,加上她良好的表演天赋,先是在“王先生”喜剧系列影片之一的《王先生奇侠传》中崭露头角,后又与当红影星舒绣文、吴茵、刘琼等合作演绎了《压岁钱》、《摇钱树》、《镀金的城》等多部影片。在上海的一年演艺生涯中,孙维世认识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左翼文艺界名星赵丹、白杨等。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造化弄人,在这里,孙维世还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有“中国话剧皇帝”盛誉的金山,也认识了当时还叫蓝苹的山东姑娘江青。蓝苹还特为她签赠了照片留念,想不到正是这样一段看似不起眼的短暂的人生经历,却给孙维世的人生带来无穷的隐患和灾难。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任锐得悉周恩来在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还是把子女送进革命大队伍里为好。任锐暂时中止了孙维世的演艺生涯,让22岁的长子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孙维世,从上海乘船前往武汉投奔周恩来。孙维世随哥哥一路舟车辗转,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雄伟的武汉三镇,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兄妹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周恩来不在,他们向办事处工作人员提出去延安参加抗日的要求。结果,孙宁世被留下,孙维世却因年龄小被拒之门外。倔犟的孙维世不顾寒风凛冽,站在办事处门外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不肯离去。正当孙宁世拉着妹妹不知所措之际,巧遇周恩来从外面归来,看着这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孩,周恩来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为他放哨的黄毛小丫头:“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你周爸爸啊!孩子,你们受苦了。”

孙维世就这样幸运地留在了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又将任锐请到武汉,将她们母女一起送到延安。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母女同为同学,在延安成为一段佳话。

无巧不成书。同年,江青也到了延安。那时延安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概是10比1。从各地来延安投身抗日的女青年自然备受关注,孙维世、江青在延安成了最亮眼的两朵花。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演了话剧《血祭上海》,由于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两个人分别得了个 “二姨太太”, “大小姐”的绰号。

孙维世天性聪颖、充满智慧和热情,不仅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喜欢她,中央的许多老同志也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周恩来与孙炳文不仅是革命战友,而且还有着不同一般的同志之情。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写给任锐的信中说:“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或住在周恩来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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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日报
(责编:张湘忆(实习)、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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