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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哪些分歧?

凌弓  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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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研究述略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以来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学术界对这次会议一直较为关注,特别是最近10年,学术界对会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取得不少成果。著作方面主要有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埋首10年,对七千人大会作了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并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辨,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是近年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此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著作,对七千人大会也有所涉及。论文方面有数十篇重要文章,如陈晋的《七千人大会启示谈》、王海光的《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何云峰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肖剑忠的《党内民主精神的弘扬——对七千人大会的再认识》等,这些论著围绕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主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会议的成绩、会议的局限性及会议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和一些新观点,对深入研究七千人大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作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从经济方面看,直接起因是“大跃进”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粮食征购问题。但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国民经济遇到大的挫折,则是召开本次大会的最根本原因。①有研究者指出,1962年初,中国饱受了3 年自然灾害之苦,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几乎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积累化为乌有,工农业状况令人堪忧,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②

其次,就政治方面而言,庐山会议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和随后的反右倾斗争,不仅打断了经济上的纠“左”进程,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风气逐渐上升。③此外,由于地方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④。

再次,在思想认识上,当时全党的思想认识状况与中央要求工业要调整后退很不相适应。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继续抱有“大跃进”思想,等待形势好转,准备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要大力调整经济,但怕被说成是反“三面红旗”,怕被拔白旗,对调整取观望态度;也有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不足,有严重的埋怨情绪。⑤在极端的经济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认识,这都需要中央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⑥

最后,从国际环境方面说,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向中国发难,中国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心一意把中国事情处理好,“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⑦。另外,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爆发,也使新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争取国内形势的根本好转。⑧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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