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春节，和所有中国年一样，热热闹闹，普天同庆。这一年的春节，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却因为几位知名教授的诗篇，而显得富于诗意与文化气息。他们不但同时写诗致意，还将这些诗篇全都发表在了《新青年》杂志上，堪称这一年春节的特别记忆。
1917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同时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四位北大教授，向校内外同仁呈献诗作，同庆1917年春节。留美七年的洋博士胡适，时年27岁，意气飞扬，以他一贯提倡白话文写作的主张，写了一首“纯白话”的除夕诗: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
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陈独秀(1879—1942)的《丁巳除夕歌》，则与胡适诗作的氛围完全不同。长胡11岁的陈氏，没有少年海归胡适那样的志得意满与闲适从容，对他而言，对中国封建社会以来遗留至民国的诸多社会问题，一直是其关注焦点与探讨重点所在，这一视角下的思考与追问，即使在春节这样的传统佳节里，仍然没有消逝而去。诗云:
古往今来忽然有我，岁岁年年都遇见他。明年我已四十岁，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我是谁？人人是我都非我。他是谁？人人见他不识他。他为何？令人痛苦令人乐。我为何？拿笔方作除夕歌。除夕歌，除夕歌，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烛酒香花供灶神，灶神那为人出力。磕头放炮接财神，财神不管年关急。年关急，将奈何；自有我身便有他。他本非有意作威福，我自投罗网自折磨。转眼春来，还去否？忽来忽去何奔波。人生是梦，日月如梭。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与陈独秀的惆怅、愤怒不同，沈尹默的这个春节，过得平淡、平和，依旧流露着一位中年学者的平实风范。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当年也尝试做过白话体的自由诗。1917年的除夕，时年35岁的沈尹默就写过这样的自由诗。诗云: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饴糖。
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
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消磨。
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观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观喜，今日都付你。”
与胡适同岁的刘半农(1891－1934)，是近现代史上中国的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他更为积极地为《新青年》撰稿，为新文化运动极尽笔墨抒写。就在他发表除夕诗之前，他甚至跑到绍兴周氏兄弟府上，与鲁迅、周作人两位新文化健将彻夜长谈，探讨《新青年》增设栏目等相关事宜。在绍兴过春节的刘半农，写出的诗篇也格外有特色。诗云:
(一)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不当他除夕，当他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明年。
(三)夜已深，辞别进城。满街车马纷扰；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刘半农这一组三首小诗，亲切平实，浑如一小页除夕日记。诗篇末尾还特意为“缪撒”与“蒲鞭”两词加了注解。他介绍说，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蒲鞭，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余与周氏兄弟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原来两词一为拉丁文音译，一为日本语专用，在中文自由体诗行里，连用拉丁文与日本语术语，这在百年前的中国诗坛，还算是颇为时髦的事儿哩。看来，刘半农这个年过得很前卫，也很时尚。
在这个近百年前的春节，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等以半带戏谑、半带思索的笔墨为朋友，也为自己留下纪念。《新青年》上大过年——1917年的春节，也正因这一大帮带着崭新时代气息的“新青年”们的出现，而面貌一新，令人耳目一新，的确给人以新年新气象的时代记忆。（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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