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岁月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3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将在北京重新担当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标感。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坛，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与关切。据邓榕说，他们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
邓小平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回京后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么，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面对怎样的具体形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于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灾难性的“文革”之后恢复秩序。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医三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校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任何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难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十分崇敬毛泽东取得的丰功伟业，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了将近40年。然而“文化大革命”却重创了这个国家，他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他一定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只要毛还活着，就一直是领袖，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毛泽东已经75岁，而且身体不好，他不可能万寿无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对待毛的声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后应当采取什么路线。
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斯大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自朝鲜战争以来，即使是在邓小平主持“九评苏共公开信”的60年代前期，中国对西方都一直大门紧闭。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胁性的理论，主张在共产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胁时干涉其内政是正当的，加之第二年中国又跟苏联在乌苏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毛泽东在1969年曾让四位老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就如何对付苏联的危险出主意，他们回答说，中国应当主动与西方修好。
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邓朴方到来后他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1970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后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知道苏联在50年代的援助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有多大帮助，他自然会思考如何扩大对西方的开放，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对外开放时如何应付国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如何维持一种强大而具灵活性的政治结构。
日本是一个因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而受益的亚洲国家。邓小平去江西时已经知道，日本人就要成功走过人均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将被进一步抛在后面。西方愿意转让新技术和设备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应如何跟美国发展关系，从而也能获得类似的好处？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后于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地发展？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由于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做出评价。例如，据邓榕说，当邓朴方1971年6月来到江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
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四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他们描述了经济的衰败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受到的破坏。邓小平显然被这些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
得到允许前来江西看望邓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个孩子，他们在1972年春节获准来江西住了五天。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委时，李井泉在他手下当副政委，1952年又接替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书记一职。当时李井泉的三个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当时他本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讲，只说了一句话，农村需要更多的教育。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