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初，党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年谱》上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第1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陈云的这次工作变动，历来有“排挤说”和“加强领导说”两种不同诠释。
当时，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兼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每次向中央社会部介绍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压力很大。陈云特意派中组部干部科负责人王鹤寿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转达陈云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组织部派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也经常被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为由退回。陈云要王鹤寿当面对负责中央党校干部工作的同志说：“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有的同志据此认为，陈云不同意和抵制康生对干部的错误估计和做法，导致受到康生等人的排挤并调动工作。据笔者考查，陈云抵制“抢救运动”扩大化，引发与康生意见相左加剧，发生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之后，而毛泽东首次提出“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陈云年谱》上卷第361页），是在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况且，此时陈云和康生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后选出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中，陈云排在五大书记之后（并非按姓氏笔画排名）。两个月后，又经毛泽东提议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是故，“排挤说”缺乏过硬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种观点是关于“加强领导说”。《陈云传》指出：“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第3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从这些情况来看，党中央委派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加强经济工作领导意图明白无疑。而毛泽东早在1942年即有此提议，时隔一年多之后再次提议、力促成行的事实显示，此乃谋划已久的重大战略安排。
1942年，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五年来公营经济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推广新的经验，建设“新式的国家的经济”，乃坚定不移的既定目标。而遴选经济领导人才，既是“加强领导”之亟须，也是建设“新式的国家的经济”当然急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绝边区军费并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生产供给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鱼大水小”矛盾急剧突出。毛泽东对市场物价、财政金融领域的危机高度关注。1941年初的两个月内，他就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多次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信。7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说：“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4—3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十分明显，毛泽东严重忧虑边区统筹全局经济发展乏力，希望遴选新的经济领导人才。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必须“把东西卖出去”（《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统筹两个边区财经，关系全局，“比做组织部的工作难得多”。（《陈云文集》第1卷第385页）这要求统领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必须既懂得商品经济，又深谙经营管理。陈云长期学习和经营商业，担任临时中央特科书记期间，领导经营几十家店铺成绩斐然，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这个人不简单”（《陈云传》第108—109页）的肯定。准备长征期间，陈云负责后勤和军工生产，在原定准备期限从三个月缩短到两个月的情况下，“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陈云文集》第1卷第2页）长征途中渡金沙江时，陈云担任渡河指挥部政治委员，“坐镇渡口，对渡江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关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的提议，因陈云患病休养未能成行，这次终于临危受命。史实证明，党中央的决定，确是立足长远、扭转当时经济危局的正确决策。如周恩来所说“在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陈云在1944—1945年主政经济，“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陈云传》，第401页）“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延安时期中央选派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不仅扭转了当时经济局面，也为培养新中国经济领导人才作了长远战略安排。陈云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时，党中央不仅安排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局财经委主任，而且对他将来的使命也有明确定位。“1948年5月，周恩来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陈云传》，第594页）建国前夕，陈云运筹帷幄，指挥打好经济战线三大战，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肯定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在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逝世讣告》《人民日报》1995年4月10日）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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