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岳，英国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1869年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在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士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
李提摩太来华后，最初在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结集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中国政界官员的影响。
中国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
更有意思的是，同康有为办《万国公报》沿用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报名一样，梁启超开始办报时，同样与李提摩太主笔的《时报》有着关联。梁氏一生办了很多报纸，著名的有两份，一份是《时务报》，一份是《时报》。前者只比李提摩太的《时报》多了一字，后者完全相同。这绝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了李提摩太对梁启超的影响。
《时务报》是维新派在华东的重要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时务报》初期，编撰工作由梁启超一人负责，每天要写4000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这样，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政论，为变法维新而呐喊。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在《时务报》上连载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在编撰《时务报》期间同样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后人称为“时务文体”。1904年，维新派又办了《时报》，这是他们在变法失败后于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梁启超秘密来到上海，策划《时报》工作。《时报》之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办此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因此，该报自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时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该报首先将梁启超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3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活泼明快的时评，深受读者欢迎。现在报纸一般通用的对开分为4版、两面印刷的版式是《时报》首创的，彻底摆脱了书册式报纸的痕迹；率先创办报纸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时报》的这些新闻业务手段，后来为各报所效法，并一直沿袭至今。从梁启超主笔《时务报》与《时报》，可以看到他如何受到李提摩太《时报》的影响。李提摩太不仅于此，还在于他影响了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
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7000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69、70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的这一篇政治建议书首发于《万国公报》。从中可以看出李提摩太对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的第四次潮流，其推动者应属共产党人。人们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熟知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人们知晓首先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还会想到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说进行了介绍的梁启超；但人们难以想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是德国人，由于他长期居住在英国，文章误认为他是英国人)并援引了《宣言》中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后，中国早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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