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报》顾问杨东莼从香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绍在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在接见时，王芸生、杨东莼向周总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联络渠道有限，建议今后可否以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为另一联络渠道，周总理表示同意。此后，费彝民承担了部分中央政府交办的联络任务，其中包括曹聚仁几次到京和章士钊几次赴港。
费彝民经办了曹聚仁与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据罗青长回忆:“曹聚仁是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介绍来大陆采访的”。此事就是指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北京。由此，曹聚仁开始奔忙于海峡两岸。
毛泽东在京三次接见了曹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他共进午餐。曹谈起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轶闻与掌故，在他只足资谈助。那天他说起蒋介石五十寿辰，上海影剧界有人争抢祝寿演出，殊不知当年的蓝苹(即江青)就是争抢者之一。曹聚仁说漏了嘴，没有想到这触及江青的忌讳。事后周恩来知道了这事。为了保护曹聚仁，周总理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转告曹:以后不接通知就不要来北京了。
曹聚仁在去世前半年的1972年1月12日病重时，情谊深长地写给香港《大公报》费彝民。曹写道:“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弘)(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次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曹聚仁之诚挚爱国之心、盼望祖国统一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正值大陆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再谈论国共和谈事宜了。曹聚仁陷于无限惆怅之中……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周恩来总理闻讯，即致电香港《大公报》费彝民，亲自嘱咐他在澳门为曹聚仁进行公祭，并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费彝民为主任委员，李子诵、李侠文、陈凡、罗孚、严庆澍等为委员。7月26日，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费彝民致悼词。
周总理还亲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爱国人士”，为曹聚仁盖棺论定。
曹聚仁(1900年6月－1972年7月)，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浙江兰溪墩头镇蒋畈村(原属浦江)人。
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此后曾任教于上海多所大学。抗战时为中国著名战地记者。
1950年以后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著有歌颂新中国建设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多次应邀回内地采访，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震动。1959年8月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葬于故乡浙江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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