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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是怎样写成的

2013年03月08日15:5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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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洗尘》,梁衡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范仲淹正当北宋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他“办事兼传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员知识分子。而他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和文化思考全部浓缩在一篇只有368字的短文中,这就是传唱千古的《岳阳楼记》。

中国古代留下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许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靠什么?靠它的思想含量、人格思想、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它以传统的文字,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其中有无尽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从《古文观止》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的中学课本,常选不衰;从政界要人、学者教授到中小学生,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二是教我们怎样做官;三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

一、我们该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范仲淹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说。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流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在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用了五年。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到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当时地方官普遍贪赃爱财,人为制造冤案。他廉洁守身,秉公办案,常与上司发生争论,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屈服。每结一案,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这就是“屏风记案”的故事。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费,只好把老马卖掉。

对历史上有骨气的人,范仲淹非常敬重。1037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愬(sù,向)大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文字掷地有声。而当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而他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责编:孙琳、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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