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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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

据当年从无锡赶往上海掩护陈云的孙诗圃回忆，陈云到了上海之后，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那里离苏州河不远。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70多人认识自己。

据陈云之子陈元回忆，当时陈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认出：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账！陈云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陈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陈云请章乃器转告章秋阳，约他见面。

章乃器这人，曾两次名震中国：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二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其实，章乃器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曾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

据《章乃器传》载[1]：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六千元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转移，结清帐户。国民党查到银行，一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亦避免了一场灾祸。

又据路易.艾黎回忆[2]，他曾经手把一批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带到上海，交给宋庆龄，凑足了一万元，由章乃器以银行的名义汇给了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刘鼎。这笔钱，后来被刘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场。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又名章郁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和陈云一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和陈云颇熟。

章秋阳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换成钞票，作为中共经费使用。

陈云通过章乃器，与章秋阳联系上了[3]。

于是，章秋阳立即把陈云从上海新永安旅馆转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三五八弄尚贤坊二十一号。

当时，在无锡以新监书记员为公开身份的孙诗圃，奉中共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和章秋阳接上了头。

据孙诗圃回忆，章秋阳曾考虑把陈云转移到无锡，以求更加安全。这是因为孙诗圃和无锡新监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这个关系掩护陈云。于是，孙诗圃回到无锡，对邢源堂说，有个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里亏了几千元，为了筹款还债，到无锡避一下风头。邢源堂答应给“李先生”安排食宿。

当孙诗圃再次来到上海，章秋阳又改变了计划，决定陈云仍留在上海，因为陈云急于要与先期来沪的潘汉年接头。

这样，经陈云同意，章秋阳把陈云从尚贤坊转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一一一号唐文云家中。唐文云是章秋阳的妻子，当时在华商证券交易所工作。

后来，陈云再度转移。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钢铁商店楼上，每天由唐文云的幼子俞三元，给陈云送来三餐和报纸。

陈云终于按照事先约定的，秘密地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吕鉴莹接头。

潘企之把陈云来沪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长董健吾、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以及潘汉年。

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重逢了！

从董健吾和浦化人那里，陈云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无法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这样，陈云和潘汉年决定赴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遵义会议以及红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