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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只学习了三个月，就被调往新疆工作。
1938年3月初的一个寒冷日子，我和林基路等一行4人乘汽车出发。到兰州后，住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等着搭乘蔡畅等人途经兰州、飞往苏联莫斯科的飞机。近半个月以后，因这架飞机只能搭两个人，我和林基路便先行一步，李宗林、杨梅生暂时滞留在兰州，等待机会。
我们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下了飞机，住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后不到半个月，便分配了工作。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我任省立一中校长兼新疆学院的哲学教师。从此，我开始了历时8年的新疆岁月。
从迪化到巴楚
省立一中和新疆学院都在省城迪化北关关帝庙，相邻而居，这两个学校对当时青年影响很大。在新疆学院工作的先后有林基路、杨梅生、祁天民、许亮等中共党人，在省立一中的中共党人有我和刘子平等。我们住在一起，一日三餐饭也在一起，共同生活相处近一年。每当吃饭时我们都是集中在林基路教务长的房间。他的房间变成一室三用了，是卧室，又是办公室，还是饭厅，甚至会客厅。
虽然只是一日三餐相聚，饭后又返回各处，但那聚在一起的时间却不寻常。我们都是中共党员，都来自抗日气氛极为浓厚的延安。因此大家畅所欲言地谈论一切，从抗日大势到新疆政局，从新疆学院到省立一中，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到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无所不谈。饭后大家又怀着兴奋的心情、必胜的信念，为新疆人民服务的热忱，分头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在省立一中兼文、史两科教学，还兼新疆学院的哲学课。文、史好办，以前我在小学教过几年，但新疆学院的哲学课如何上，对于我是个难题。
当时新疆复杂的的政治背景是盛世才这个新型军阀野心极大，他想进一步培养个人势力，与蒋介石、毛泽东鼎足而立甚至亲自去苏联面见斯大林，借款借兵。斯大林答应借款派兵（兵驻哈密，八千人，防蒋入侵）并且让盛向中共提出派干部的要求，这样，我们这一批八路军才被请到新疆工作。
省立一中有学生数百人，以前仅招汉族学生，现在也招少数民族学生。
对于省立一中的正常教学来说，面临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特权子弟仗势欺人;一个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没有得到特别尊重。我在省立一中工作了一年，主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首先将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汪鸿藻的儿子及省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的儿子两人的违法乱纪、仗势凌人严加处理，使全校师生大快。其次，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上，我自己以身作则，不吃猪肉，下令厨房将民、汉炒菜用油及餐具碗筷分开，这样使全校师生皆大欢喜。最要紧的是我每天早起后即到操场集合学生，大教抗日歌曲，第一首就是《大刀进行曲》。我还组织歌咏队，到街头演唱宣传。过去迪化到处是《毛毛雨》、《十八摸》之类的靡靡之音，现在变为到处响彻激昂的抗日歌曲了。由此一来师生关系大为改善，学生思想也为之一变。
我在新疆学院上的课程叫做“抗日统一战线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在课堂我大讲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有抗日战争中的“运动战”、“游击战”。
中共党人在迪化的活动使盛世才大为恼怒。因此，他把一些中共党人从迪化发配到天山南北工作，借此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我就是在此背景下被调到喀什地区教育局工作的。1940年6月间，我调任巴楚县县长，妻子乃茵也伴我同行。时当暑日，我们坐牛车要经过伽师到巴楚几十里的枯林沙子路。两边净是枯死的大树，一路上沙尘滚滚，颠簸而行。我遥想古代这里一定有河流通过，两岸树木茂密，但不知是河水改道还是被截流，现在这已是滴水不剩，一片片绿树森林变成死气沉沉的沙漠。
待到了巴楚后，我觉得此地真有些奇特之处。新疆各地的县城少有城墙，这里却有砖砌得方方正正的城墙，俨如碉堡，可城内却简陋得很，只有县衙门和粮库各一座。衙门简陋之极，破烂不堪，粮库长满荒草。全县只有两间小学（男女分校）。在农村那时最难受是冬天，河渠干涸，喝水都要再从河渠底挖井，而且挖出的往往是苦水。为了争水，上下游人们经常打架斗殴。
我经过调查得知，这里原是南北疆交通要道，但没有通正式公路，只有走沙漠中的牛车路，交通不便，商人难以到此，所以物品稀少、价格昂贵。再对水源调查，才知道几十年前此处曾经驻军几千人，喝的是城西红海子的水，近年由于堤岸崩塌，蓄水不断减少，最后只剩带苦味的水了。
我为了解决巴楚县缺水的问题，曾和县政府两位官员专门从县城到色力布亚区勘探了孔雀河旧道和红海子周围地势，得出共同的意见，即向盛世才呈请修建堤坝。后来幸亏得到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化名周彬）批准，又派来苏联专家协助规划设计，此事才得以圆满完成。
我发动全县民众，加上伽师、麦盖提两县民工一齐上阵，整个红海子水利工程耗时近一年才竣工。新修的水库堤坝比旧刘公堤加宽、加高、加固了许多，因此蓄水量也增多了一亿立方米以上，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水库。一举解决了下游十余万亩农田和巴楚县数千人的饮水问题，受到巴楚人民的欢迎。
位于北山的沟通南北疆的省公路虽是奉省政府之命而修的，不过我在组织施工中也遭遇了许多困难。公路工程离县城很远，施工又是在严寒的冬天，工地附近没有村子，筑路工只能住挖出的土坑土洞，饮用水也要从县城送去。尽管如此艰苦，经过努力还是完成了那170多公里的筑路工程。
对于这两项工程，我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总是在第一线解决出现的问题；二是经常亲自在工地与民工一道抬土、打夯；三是每周都组织文工团慰劳民工，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我是办教育出身的，自然更是关心重视巴楚县的教育。对于那里落后的教育，我的办法是依靠当地文化协会的经费赞助和各寺院宗教人士的支持。我先培训旧宗教学校的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新教材，然后挑选其中优秀的人作为新学校的教师。有了教师队伍和经费的保障，教育工作就好搞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