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新华出版社出版，张春生、许煜编著
英方发现连续使出的几招都行不通，中方的态度又比较强硬，就开始考虑在“主权”和“治权”上做文章了。周南说关于主权问题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但前几轮谈判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为“恢复行使”更恰当。从那以后中方的说法就改了，开始邓小平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主权的移交”，后来就统一改成“恢复行使主权”了。
在前3 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宣传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柯利达说：“中国的方案只是一种信念和希望，是‘乌托邦’，未经实践证明。单方面表示的良好愿望，不能保证将来的繁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不变化，是令人怀疑的。中国政策多变，中国宪法就有好几部，人们怀疑会不会再变。”他还说：“香港必须同英国联系，而不能同中国联系。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
这就是企图以名义上的主权换取英国的继续管理权。周南说，“主权换治权”是英国人当时的底牌，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里承认：“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来换取英国继续对这整块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权。”中国当然进行了驳斥，姚广说：“香港问题的最基本事实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至今仍为英国占领。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才有今天的谈判。如果无视这一基本事实，还有什么可谈？”
其中还有一段插曲：1983 年的8 月15 日，一位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来见胡耀邦。胡耀邦跟他透露，1997 年中国打算收回香港。本来谈判之初大家有一个协议，每一轮谈判的具体内容不对外公布，只发一个简单的新闻公报。胡耀邦这一讲，8 月18 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柯杰儒带上参赞高德年来中方代表团跟周南抗议。说本来商定谈判的内容不对外公布，现在你们胡总书记跟《朝日新闻》讲，香港1997年要收回。“英国政府对胡总书记很详细地阐述中国的立场表示惊讶和关切”。他们对此表示不满。
周南说那次他正好借了这个机会，严正驳斥了英方从谈判开始以来坚持的错误立场。他说：“首先，我们国家领导人完全有理由和权利公开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什么泄密不泄密的问题，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胡耀邦总书记并没有讲到会谈的内容和具体议程，当日本记者问到会谈细节的时候，胡耀邦总书记说：‘谈判的情况我不能说，对不起。’而事实上，英国方面倒是多次通过在它影响下的报刊泄露会谈的内容，企图通过新闻媒介来影响谈判，并通过香港的一部分人制造舆论，支持英方观点。”
他进一步指出：“你们想拿主权换治权，延续1997 年后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中国政府接受这种荒谬的主张，等于是要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签订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你们应该清楚，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你们搞所谓的‘民意’，实际上就是‘官意’，是英国的‘官意’而不是香港的‘民意’，是你们一手制造的。打什么‘信心牌’、‘民意牌’、‘经济牌’，一概都是徒劳的！希望你们还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认真谈判，解决问题。毕竟归根结底，这也是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当时对方一声不吭，也许他们心里在想：我只说胡耀邦的事，没想到你说得这么多。周南不理会，继续说：“我不但要说，而且希望你把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伦敦方面。”
几天后外事小组开会，李先念看到那个简报，说周南讲得很好，特别欣赏“不是‘民意’，是‘官意’”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官意’，是英国人制造的。”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些都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1 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2 轮这句话形容词减了，“建设性的”没有了，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3 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一句话。周南说，香港社会和媒体都很敏感，他们纷纷猜测一定谈得不顺利，公报的措辞才如此。
1983 年9 月10 日，邓小平开始讲话了。他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并告诉他：“我借此机会说一下，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1997 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更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希望本月22 日开始的中英第4 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希望你把这话传给撒切尔夫人。”
接下来的一轮谈判，姚广态度也强硬起来了，还说了“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继续谈判下去的必要性”这类的话，给对方施加了压力。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她回忆说：“中国的领导人提醒我们，福克兰群岛事件不能成为处理（香港）这块殖民地的先例。不论从军事还是从法律角度看，我都理解这一点。”10 月14 日，柯利达返回北京，带来了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表示“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谈判总算又前进了一小步。
但在第5 － 7 轮谈判中，英方又提出在香港管治方面“回归后要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在中方的追问下，英方又说并不打算挑战中国的主权，只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利或汇报的关系”等等。这说明英方在“主权换治权”企图无法实现时，又试图退而求其次，谋求某种形式的“中英共管”。中方当然不会答应，那期间邓小平在接见西班牙外长时就指出：英国又想谋求对香港“实现共管”，这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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