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河西征战史在甘肃的价值

西征期间，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展开殊死搏斗，在凛冽的严冬时节，将士们风餐露宿，大小战斗70多次，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70多年之后，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它在甘肃的价值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补充了河西各地民主革命史的部分空白。甘肃是红色资源大省，自1925年冬甘肃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诞生起，就开始在甘肃这篇大地上书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但对于甘肃的河西走廊来说，如果不是西路军西征，许多地方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就是空白。所以，1936年底到1937年初的西路军征战，在河西播撒了革命火种，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刻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是解放后河西人民的精神家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陆陆续续建立起来了十几座纪念碑（塔），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改扩建为纪念园，成为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在将这红色的记忆传承。

检验了人性的光辉。西路军征战期间，由于军情紧急，驻留时间短，宣传工作还来不及广泛开展。在那些红军影响力没有深入的地方，对为非作歹的马家军早已生恨的人民群众对西路红军也处处设防。但是，人性的光辉却照亮了剩余西路军将士摆脱死亡的路。据统计，西路军失败后，河西走廊汉、回、蒙、藏、土、裕固各族人民和宗教、军政、商贾各界人士对西路军蒙难将士冒死相救，先后有4700多人返回延安，2000多人回到家乡，有1000多人留居当地。这其中有以洪水区长孙振铎、爱国商人刘芳、大富户高兴俭与高尚恒父子、校长李兴俊等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以猎户屈大成、游医但复三、农民王学文夫妇、魏铎成、马二奶奶、蒙古族江西力阿妈、道教徒徐合德、裕固族牧民安福才、修枪工人王应魁、裁缝杨仲贵等为代表的各族各界人民，他们营救西路军蒙难将士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这人性力量，就此建立起了河西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联系与纽带。1949年9月河西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几万大军就以河西作为牢固的大后方，换上了温暖的冬装，从张掖、酒泉出发，踏上解放新疆的征途。而河西人民，积极参军参战、筹集粮秣，为支援解放大军西进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后，河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60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走廊了。目前，正在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奋斗。

为甘肃党史工作者增添了一份历史责任感。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到组成西路军征战，从征战中的东返与西进到失败后的营救活动等，全部发生在甘肃境内。西路军征战在甘肃，西路军研究也应该在甘肃。因此，作为甘肃的党史工作者来说，对西路军西征及其使命、西征中的东返西进、失败的原因等问题，就有责任搜集史料，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原则，从宏观上把握历史、驾驭史料，对历史过程进行全面、准确、客观的描述，对历史经验做出既符合历史又能启迪后人的总结，为资政育人服务。

承接、壮大了新时期丝路文明的精神家园。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它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代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路从西安出发，向西分为南、中、北三路，在张掖会合，再向西经酒泉、瓜州至敦煌，然后从敦煌出发至葱岭（今帕米尔）或怛罗斯（今江布尔）出国门。但自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这条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了，沉淀为历史。由于它的重大历史作用， 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将这条交流之路中最重要的物质元素提炼出来，不但使丝路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而且跻身世界闻名遗产之列。

当下，一场让古丝绸之路在保护传承华夏现代文明中焕发生机的工程已经启动，河西走廊显然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西路军史更是这个工程中不能或缺的成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1313工程”中，西路军史在丝绸之路带、河西走廊文化基地和红色文化弘扬板块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就是明证。在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上，如果把河西走廊生态基地建设比作绿色文化带的话，那么，西路军河西征战的历史，就是一条红色文化之带。因此，西路军征战河西的历史，在传承创新建设中是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的。比如，近日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高台县委县政府和甘肃表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西路军系列连环画第一辑《血战河西》的出版发行，对西路军历史用“小人书”的形式进行了再现，成了一件可以拿得出、带得动、有品位、可收藏的历史文化纪念品，不但为“红色甘肃”旅游产品送上了一份厚礼，也为科学合理的开发甘肃旅游文化资源，弘扬甘肃红色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