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因读书目的不同，读书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古今中外，读书方法，千差万别，究竟哪种方法最好呢？我以为因人而异，没有最好，只有较好，而衡量一种读书方法好与不好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读书效果好不好。如果通过读书，能从中取得很大的收获，那就说明这种读书方法是有效的、可取的，是好的。
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以朱熹读《诗经》为例，开始读时，他就未知有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跳出《毛传》、《郑笺》的传统《诗》学的窠臼，奉《毛诗》为圭臬。而等到他知之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后，才感到是真正读懂了《诗》了。他在宋淳熙十五、十六年间曾向弟子自叙自己读《诗》经历了一个二变三阶段的曲折历程：
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有《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
毛亨是西汉时人，著有《诗故训传》，为“毛诗学”的创始者。《毛诗故训传》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章句训诂，大抵采用先秦学者的意见，取自《国语》、《礼记》、《周礼》、《论语》、《孟子》等著作。《毛序》解诗的基本观点是“美刺说”，以为《诗》三百篇都有美刺的深意，后人更认为《郑风》与被称为“淫声”的郑声是两回事，应当在《诗》三百篇外别求郑声，借以维护孔子“思无邪”的千年诗教。朱熹断然认为《诗》中的《郑风》、《卫风》就是郑卫之声，古时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采集里巷歌谣，是“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不嫌于庞杂”，这些民间土风本就没有什么美刺。自悟雅郑邪正之辨使朱熹彻底抛弃传统解《诗》的美刺说，而确立了自己经传相分、就经说经的解经原则。他的《诗》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主《毛序》作《诗集解》到黜《毛序》作《诗集传》的根本转变，从而建立了自己的解《诗》体系。
朱熹对“四书”学，也是他在熟读这些著作时，产生怀疑，进而解疑，并在吸取融贯众家之说后建立“四书”经学体系的。他删改、重写《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是抛弃了历来“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的解经方法，而采取汉儒的训诂解经方法。
朱熹在其后半生中用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据他自己说，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他在七十一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确实做到了他自己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朱熹一生用读书实践了广博的学习、审慎的提问、慎重的思考、明确的辨别、踏实的行动。他的“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的治学精神和他从无疑，到有疑，到解疑，到无所疑的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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