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文坛吹来解放的信息，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如沐春风，从1977年到1982年，各类文艺研讨会很多，本文作者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文艺记者，参加过其中一些活动，聆听过许多文艺精英和著名人物的讲话，也采访过令人景仰的名流。此文记录了当时很多新闻背后的故事。
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
1979年1月2日，中国文联举行迎新年茶话会。胡耀邦正式以中宣部部长的名义，与文艺界300多著名人士见面。他让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向作家、艺术家发出热情的呼唤:“我们伟大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已经开动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列车启动的汽笛声。”呼吁作家艺术家，“尽情地大胆地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用手里的琴弦拨出时代的最强音！”他要求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与文艺界建立新的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他话到激动处，还不时从座位上站起。
《歌德与“缺德”》
过了不久，胡耀邦亲自做了示范，平息了一次火药味很浓的大辩论。
1979年6月，《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歌德与“缺德”》，作者是河北石家庄军营的青年李剑。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大批判，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文章把写“伤痕”、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由此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
多家大报都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人民日报》经我之手也编发过这类文章。
9月6日，胡耀邦出席了有2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并作了循循善诱的讲话。他说，《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
但是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你们(指河北省有关领导)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胡耀邦的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并进而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
记录作家的新生
1982年9月8日上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邀请首都文艺界近50人，座谈学习党的十二大和胡耀邦同志所作的报告。我前往采访并写了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座谈会。他说，十二大的报告，几经酝酿，反复讨论，充分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它提出的争取“三个根本好转”，与我们文艺界的关系十分密切。老戏剧家李伯钊在座谈会上作了激昂、热烈的发言。她说，党的十二大，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我们前面还有更加光辉的前景。我们文艺界，应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对共产主义是充满信心的。(为了准确，我特地到她家请她核实)老作家丁玲说，我列席了党的十二大，心情十分激动。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我们文艺界的同志，要以诚相见，要团结起来。要通过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是个小兵，又是个老兵。我要努力写我的小说。像春蚕吐丝，至死方尽。八十高龄的胡风也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尽自己的努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中年作家王蒙也不忘拨乱反正这一话题，他说，听了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很受鼓舞，增强了信心。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到平反，心情很激动。听到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也很激动，甚至哭了，因为原来以为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听到它。还有刘少奇同志的冤案能否平反，也曾担心过。但现在，这些都得到了改变。拨乱反正，这是一篇很不好做的文章。困难之大，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少见的。但是，我们党中央，稳定地、正确地解决了它。这些事实，使我对党，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
这些年来，我偶尔路经上述一些故地时，往往禁不住闪回到三十多年前。如今，这些地方面貌都有很大改变，有的会场已不存在或改造得难以辨认。但我的记忆依旧，当年的会场，我崇敬的人物坐过的地方，依旧留在我心中。
感觉中，时代从春风里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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