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大壮(1892年1月16日－1948年7月3日)近代词人、篆刻家。原名曾劬，字大壮，以字行，号波外居士。四川华阳县(今双流县)人。清末就读于北京辞学馆。1927年赴南昌任周恩来秘书。1935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历任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词学教授、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军训部参议、监察院参事、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因好友许寿裳被暗杀，深受刺激，自沉于苏州枫桥下。
乔大壮早年在北京担任市图书馆管理员时，就与鲁迅结交。两人在教育部同任佥事。他的旧学新学功底均较深厚，为鲁迅治过印章，写过楹联，被鲁迅珍藏多年。1935年，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绘画大师徐悲鸿特延聘乔大壮为艺术系教授，主教印艺。
那时，徐悲鸿已迁往鼓楼傅厚岗的新居，是一幢自建的小洋楼。当然，他能买地皮建房子是得到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纽永健及中大的谢寿康、吴仲欧等数十位同事、友好的慷慨资助。这些人中乔大壮尚在北平执教，经济上并不宽裕，但闻知故交徐悲鸿筹资建房，特筹措一百元寄往南京，令徐悲鸿夫妇很感动。乔大壮为友人刻印、写对联绝少收钱，甘于清贫。来南京中央大学执教后，乔大壮的四川同乡张群时任政府外交部长，位高权重。他深知乔大壮家境清寒，在乔为他刻四方印章，又书写其母墓表后，派秘书登门送上二百银元，乔大壮实在推辞不过，才勉强收下，理由是他与张群虽是同乡，但并不交往，自觉大可不必太客气。故而破例收下了报酬。徐悲鸿知道此事后，表示赞许，认为他本来就应该处事灵活些。须知治印写字也是一种劳动，况且宣纸、印石都是得花钱购进的。据中大体育系教授吴仲欧回忆:乔大壮家住丹凤街附近的石婆婆巷中大教工公寓，均为平房，条件也差些，远不如谢寿康等系主任或名教授的住所，如卫生间都是三户共用。徐悲鸿有些不过意，曾找校长罗家伦商量，希望能给乔大壮重新调换一处住所。罗家伦则表示等一段时间再作考虑，但仅是敷衍而已。他倒是把几套较好的西式洋房分配给了有中央高层背景的九名留德归来的青年教师，这令徐悲鸿愤愤不平。乔大壮则表示算了，不必计较。1932年建好新房后，友好每人只得到两幅画。他特赠乔大壮四幅国画力作，作为答谢。此亦可见徐对乔大壮相当友好。乔大壮爱刻闲章，以其字多更能使篆刻有所发挥，且能通过诗词表达思想、心境和意趣。在南京中大授课时期，乔大壮还为林森、于右任、居正、邹鲁等国民党元老治过闲章，因功力深厚，刀法精妙，皆得他们的赞赏，对他们支付的报酬乔大壮照例仍不愿收下，后来听取了徐悲鸿的建议，灵活些了，对方给了就收下，贴补家用或用以资助他认为有培养前途的穷困学生。对方若不提润例，乔大壮也不索取。那段时期，乔大壮成为徐悲鸿新居的常客之一。常登门拜访，主人夫妇必以陈年绍兴酒和主妇蒋碧微烹制的菜肴款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很快上海又爆发战争。日军进攻淞沪，战火逼近南京。徐悲鸿、乔大壮、张书旗等随中大西迁汉口，再撤往重庆。烽火弥天，终不能毁却文化人的艺术心境和思想。1939年，徐悲鸿游桂林时，曾从南朝江淹诗“桂林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中摘“因之平生怀”句求刻。当时，乔大壮也在桂林，欣然为之，以青田石刻出一方印章。后在重庆，寓上清寺夫子池后一西式平房。徐悲鸿又取唐代李商隐“上清论谪得归还”诗句中取“上清论谪”请乔氏刻印。乔大壮又为徐悲鸿刻大印两方。“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刀法均有独到之处。有一次，徐悲鸿以苏东坡诗句“始知真放在清微”求刻，乔刻成布局高雅的阴文图章，古朴典雅，雍容大方。徐悲鸿见之大喜，遂作《雀柳图》立轴，数枝树干上对立两支姿态各异的麻雀，似在呢喃互语，盖寓嘤鸣求友之意也。画的右下方盖上这枚他珍爱的印章，左上方头题字云:“大壮先生为我治东坡诗印，偿数年积愿，心感无已，聊答雅意，不敢云报也。”名画精篆，交相辉映。据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雀柳图》尚存，由乔次女乔无疆珍藏。徐悲鸿在重庆时亦为乔大壮造像，用墨笔线条勾勒，仅用五分钟时间就绘成全身速写，既蕴有西洋画的写生技巧，又具备国画简练写意之境界。大壮一身青布袍，旧皮鞋，质朴无华，意态自若，诚精品也。此画像曾受到各界人士的赞美与嘉许，亦为二位大艺术家深厚情谊的见证……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又起，身世坎坷，晚境并不得志的乔大壮于1948年7月3日在苏州投水自尽，令世人甚为惋惜，唏嘘不已。那时，徐悲鸿正在北平主持国立美术，他得知此一噩耗后，很是悲伤，惆怅若失，每每绕室徘徊，遥对江南方向，发出深深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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