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妇女，自古就有许多形象广为人知。比如风靡海内外的电影《五朵金花》中的炼铁手金花、人民公社副社长金花；如花木兰般，曾带兵远征吐蕃获胜的南诏大将军李波罗诺；饱读诗书的清代女诗人周馥等。在近代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中，站在最前沿的就有从云南大理喜州走出的张佩芬。她是首位就职于北京市政机关的知识女性，其专著《妇女问题》和译著《近代思潮和妇女问题》等，已成为早期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
出身名门，刻苦努力成大器
白族妇女张佩芬，出生在云南大理喜州“一门四进士”的张家，因终身未曾婚育，所以生卒年等资料不详。所幸，张佩芬的外甥、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的梁漱溟在日记中曾记载：“三姨（张佩芬）年长我三岁。”而梁生于1893年，则可知张佩芬生于1890年。在张佩芬侄女张丽珠致梁漱溟的信中可查到：“张佩芬于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前后）辞世。”
据张佩芬的胞兄、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张耀曾日记载，他们的双亲去世时，张耀曾未满18岁，张佩芬年纪更小。因张耀曾赴海外求学，张佩芬与弟妹被寄养到梁漱溟家。梁漱溟的母亲张滢是张耀曾、张佩芬的父亲张励吾的堂姐，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是张耀曾、张佩芬的表舅，两家人交情很深。因此，尽管父母早逝，张家的孩子仍受到良好的教育。
上世纪初，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及天赋人权等理论影响，中国大地出现了兴办女学、废除缠足、反对纳妾以及鼓励妇女从事社会职业、提倡妇女参政等可喜景象。然而，真正全身心投入妇女问题研究并有所建树者还寥寥无几，张佩芬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时期，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主阵地和“五四”运动策源地，也是诸多进步人士书写人生华彩篇章的大舞台。张佩芬为了求学，曾奔走于京津等地，后克服困难到日本留学，所以精通日语、英语。
上世纪20年代，张佩芬公开出版了专著《妇女问题》、译著《近代思潮和妇女问题》。书中，张佩芬以广阔的视角，积极翻译介绍国外妇女问题专著，介绍西方女权思想、妇女理论以及欧美和苏俄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情况。而她自己又以过人的天赋和勤劳勇敢在社会职业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为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和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先锋。
学以致用，投身社会有作为
张佩芬的胞兄张耀曾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并任《天坛宪法》主笔，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现代法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平有一定知名度。他参加社会活动时，往往带着三妹张佩芬前往。
据张耀曾日记载：“（1928年）四月九日，朝，短褐执帚，率诸女平治后园，所以习劳，并令知稼穑之难也。日光正射，甚热，各人皆汗流满额，如此者一时。读《科学大纲》二十余页。午后，偕君默、三妹暨诸女往观电影，往返皆雇人力车，觉市井间事，特别看得明晰。”类似情形还有许多，如1932年4月14日：“午前，偕君默三妹游兆丰公园……归来，黄任之已至。”多年来，张佩芬一直与哥哥张耀曾家人一起居住、生活。在早年留学见闻基础上，加上归国后交际较广，使张佩芬的历练经验和见识远在同时期同辈妇女之上，对社会底层妇女生活的观察也更加深入、透彻。
张耀曾十分支持和鼓励张佩芬到社会上谋职就业，积极为其推荐合适岗位。他在日记中写道：“1928年6月20日，三妹所译《近代思潮和妇女问题》，拟付印，为作序文一篇，表示余对此问题之态度。”在适当时机，他又将这些作品推荐出去。如，1928年7月27日，“……知赵厚生任北平社会局长，因作函介绍三妹，并赠《妇女问题》一本。”
在张耀曾的鼓励和支持下，张佩芬积极投身到社会工作中。张耀曾日记载：“1928年8月10日。接赵厚生函，聘三妹为社会局妇女指导专员。先是北平市政府成立，余谓为提倡女子职业起见，应采用女子充市政职员，乃介绍三妹于市长何其巩，并赠以三妹所著《妇女问题》，何复函约见，允为留意。适厚生任社会局，余函托之，乃得此名义。谋事之难如是，而北平公共机关之采用女子，恐此为发端矣（除教育方面不计）。”
另外，张佩芬还积极参与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她与陈丽华、赵默君等人，于1921年在北京创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尽力吸纳女性从业，以行动带动妇女解放事业向前发展。尽管“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时间不长，但此次创业行为本身，已超过其商业意义，而作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实例载入史册。
《妇女问题》，彪炳青史创先河
早年流学日本的经历，使得张佩芬能够以广阔的视角研究妇女问题。她在日本河田氏所著《妇人问题》的基础上，经大量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而写就的《妇女问题》，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近代中国妇女自己撰写、站在世界发展角度，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首部专著。张佩芬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第一人。
《妇女问题》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发行。全书分《妇女问题发生的理由》、《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妇女问题今后应当怎样》三篇，书中首次系统、深入全面地将中国广大妇女深受封建势力迫害的情况予以揭露。更为难得的是，张佩芬还从社会发展轨迹及世界科技进步的角度，指出从民族强大和国家富强出发，做好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解决妇女问题进行了分析，所提措施和办法在百年后仍有一定借鉴和进步意义。
张佩芬认为“妇女人格完全丧失，不公平和不人道真是已达极点了”，因此在《妇女问题》中发出“不平呀！苦痛呀”的呐喊，直击数千年来对妇女人身和思想的迫害。
在分析妇女问题产生时，张佩芬用《盲目的因袭》、《屈从的惰性》等章节，对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挖掘，剖析了中国历代男尊女卑的恶习及成因。对于“五四”新思潮影响下中国大地上萌动的妇女运动及发展趋势，张佩芬用“挤出的牙膏不可能再被压缩回去”等形象比喻，进行充分肯定和颂扬。同时，她探析了妇女从事教育、医疗及其他行业的劳动保障方面的问题，为社会与科技进步对释放和发挥广大妇女潜能进行初步探索，总结出广大妇女将逐步走向觉醒的历史必然性。
最后，在《我们妇女应当怎样》中，张佩芬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及妇女生存实况，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妇女问题，特别是用实际行动解决妇女问题，在女子接受教育的具体操作及促使妇女就业等问题上提出可行方案，希望全社会引起足够重视。时至今日，这些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