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长期担任出版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要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突然拉走部分职员于1912年另起炉灶，创办了中华书局，遂被视为商务印书馆的“叛将”。
1919年发生日本译著事件，两家出版商为各自的利益，不惜对簿公堂，演变成为近代出版史上有名的“商战”。
1919年春，中华书局出版印行《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一书，内有《支那问题》篇译自某日本杂志的文章，说商务印书馆附有日本股份。为推销此书，该局一边印发传单，分寄各省学校；一边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屡屡提及商务印书馆附有日本股份。
事实上，商务印书馆早期确有日本人参股，不过这些股份在1914年已全部收回。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各地信件如雪花般飞向商务印书馆，其中大部分为学校师生的责问信。有人下达最后通牒，如不立即收回日股，新学期将拒绝使用商务版教科书。
这一下急坏了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便于同年7月在报上刊登广告，悬赏一千大洋求人告知文章的作者。第二天，中华书局即致函商务印书馆，承认文章翻译自日本某实业杂志，希望领取千元赏金，捐给中国寰球学生会筹办的贫民学校。商务印书馆收到回信后，又在报上刊登广告《水落石出》，详述收回日股的经过，以证明中华书局译书中的说法违背事实。
尽管如此，中华书局的广告还是立竿见影，当年商务版图书发行量急剧下降，尤其是教科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损失惨重。
调停不成上法庭
面对这样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岂肯坐以待毙，急忙邀请在文化界颇具威望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居中调停，要求中华书局登报更正错误，消除不良影响。史量才欣然应命，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竭力斡旋，结果无功而返。
万般无奈，商务印书馆于同年12月聘请律师丁榕，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指控被告出版发行谎称该馆附有日股的《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一书，以其有意引起国人仇视，破坏营业，损害名誉，要求赔偿损失大洋一万元。
12月16日上午，首次开庭审理，先由双方代表律师陈述起诉原因及反驳理由，然后经法官同意，由原告商务印书馆董事、经理张元济发言。
张元济站起来说:“商务印书馆从前本有日股三十八万一千元，民国三年(1914)正月六日，以洋五十五万余元将该日股完全收回，呈奉北京农工商部批准，立案注册，颁给执照。当时即广登各报及政府公报声明，并召开股东会议，通报给各股东及同业。被告书局经理陆费伯鸿(陆费逵)当时亦有股份三十股，现在尚有十股，当然知道收回日股的事。被告书局出版发行《日本人之支那问题》后，我馆营业、名誉两遭损失，请公堂明鉴。”
他一边说，一边将各种日报及部批执照等材料呈案。接着，双方代表律师就相关问题进行辩论，唇枪舌剑，争执良久。法官见时针已指向十二点，便匆匆宣布退庭，改期再审。
提交证据统计损失
此后，又曾经两次开庭审理此案，过了一个月，第四次开庭如期进行。
先由原告代表张元济提交证据:“收回日股时，曾将通告送给各股东，有各股东在回单簿上签名为证。股东陆费伯鸿也已签字，他以前在馆中任职，我认得他的笔迹。民国三年(1914)底结账报告内，写明收回日股贴费十七万元，与股款共计为五十五万多元。民国四、五年的报告内，均有此项说明。日本人的收款字条及与日本人订立的股权收回合同，都已送给各股东阅看。”
说完，他将两张报纸的回单簿、合同收条、报告及账册等一一呈案审阅。这时，被告律师提出一连串问题，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创办年代、招收日股时间、营业状况、收回日股经过及此次起诉原因等，张元济都作了详细回答。
两大书局涉讼事件经当地中西报纸连续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20年1月20日上午，第五次开庭，当天有数百人参加了旁听。
法官宣布庭审开始后，双方律师争相发言，主要就各地报纸发布商务印书馆附有日股的消息进行质证，被告提供南京《中华新报》、《立言报》、《社报》及《山东日报》、福州《健报》等给原告代表张元济阅看，张元济则将中华书局先登广告的《山东日报》两份交被告律师过目。经法官同意，商务印书馆司账陈某上堂，将该馆七、八、九月营业统计表格交给法官，并说明表中所列各项比较收入数额，除去增价部分，比上年同期净减九千余元。
商务印书馆获胜
过了一星期，继续审理此案。
上午由被告代表、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回答律师提问，主要内容为是否持有商务印书馆股份、翻译日文的原意等。陆说:“目前我尚持有商务印书馆股份一千元，我妻子有三百元。至于我局中有人投资，我却不知道。原告收回日股的通告及当年的结账报册，我均收到了，但我从原告书馆出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其股东会从未列席。贵律师问这本译著说张元济是日本人雇用的，这句话应上下文联系起来读，原意是说张元济为中国股东代表，翻译只知道照日本实业杂志直译，才引起误解。”
原告代表律师丁榕问:“厦门文华书局刊登的广告是怎么回事？”陆回答:“文华书局并非我局分支机构，可查看福建省批发账簿。原告在厦门所得传单，其词意虽与我局广告发行该书之词相同，然非我局刊送。”
丁律师又问:“你明知原告书馆已收回日股，为何在广告中说是中日合办？”陆再答:“原告要求更正的信登在该书首页。按照报纸条例，既得来函登载，即可视为已尽职，我已于七月二十二日承认原告书馆是中国公司。原告悬千金赏格时，正值学生会筹办贫民学校，所以登报谓应将赏洋捐入该地。需要声明一点，我与该界及商界联合会均无关系。”
至此，法官认为双方供证齐全，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于是，双方代表律师就案件事实、定性及处理办法展开激烈辩论，历时一小时之久。
经历次开庭审理，2月10日宣布判决结果，认定原告商务印书馆控诉证据充足，判被告中华书局赔偿损失洋一万元并缴纳堂费。中华书局不服判决，请求会审公廨复审。又经过多次开庭审理，最后仍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