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周太玄
1948年11月初，《大公报》继任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香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这时，王芸生写信给正在上海的周太玄，请他到香港《大公报》参与领导工作。
周太玄与《大公报》的缘分源于上世纪初叶。1912年周太玄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胡政之正在此任教，胡很喜欢这个学生。1916年周太玄在北京担任《中华新报》编辑，张季鸾正是这家报社的总编辑，自然过从甚密。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周太玄与国内来采访会议的胡政之在巴黎相遇，胡的一些稿件就是通过周的“巴黎通讯社”发回国内的。这为以后周太玄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和参与《大公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1939年开始，周太玄就为重庆、上海《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并兼任该报副刊《现代思潮》(周刊)的主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8年，他共撰写“星期论文”15篇以及不计其数的署名文章。1945年8月美国投掷原子弹时，正值核物理学科取得辉煌成功的时候，作为生物学家的周太玄，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了深刻的思考。他对人类未来作了引起了人们注目的科学预测，以长篇专论《瞻望人类的未来》连载发表于1946年10月的重庆《大公报》上。他预言的在物理科学世代之后将出现以研究人类本身的生物学时代，其方向现已开始出现了。
1948年11月初，《大公报》继任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香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这时，王芸生写信给正在上海的周太玄，请他到香港《大公报》参与领导工作。他到香港后和杨东莼一起，以《大公报》顾问的名义做了《大公报》新生的推动者。1949年3月，王芸生离开香港北上解放区，委托周太玄和杨东莼主持香港《大公报》的言论。这时期，周太玄与港馆同人关系融洽，大家都称周先生为太玄“法师”(因他精通佛经)和周和尚(因他头发少)。进入中年以后，周太玄先生好佛理，精研佛经典籍，从著名的能海大师学经。
在香港期间，周太玄还协助中共党组织在团结民主进步人士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两系统在港人员的起义，以及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港机构和人员的起义，都有着周太玄的操劳和斡旋。1950年3月，周太玄从香港回到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切接见，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教委员会委员；4月，他又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李维汉部长、胡乔木署长的接见和宴请，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此后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9月，他出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校长)。1953年5月，经郭沫若院长的提议，他调北京后相继就任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自1955年开始，他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周太玄对水母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被称为我国研究腔肠动物的鼻祖。他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曾组织和带领人员从鸭绿江口到北海市对我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采集了大量的标本。此外，还参加了国际合作的调查。仅在他和他的学生共同撰写的《烟台水螅水母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的水螅水母类就有25种是我国第一次记载，4种是太平洋地区第一次记载，为我国此项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主张编辑工作和科研工作相结合，努力培养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上世纪中叶，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世界科学译丛》，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科技事业很有参考价值。同时还主编了《中国动物图谱》，出版了《动物志》和《建国十年科学成就丛书》等，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科技书籍。
周太玄先生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和科学的发展做的贡献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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