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会见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与斯特朗谈到了原子弹。
郭永怀夫人李佩与中国著名科学家杨承宗教授亲切握手。
坐落在北京城北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一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曾在这里秘密进行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
1964年5月1日凌晨，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核心部件。
位于发射井中的我军某型战略导弹
“毛泽东和两弹一星事业”图片展览中，2/3照片均为首度解密。从近900张珍贵照片中精心选取出了620张照片，神秘的“两弹一星”历史将从这里展开。5月23日下午，图片收集工作负责人谢太平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讲述展览所收集到的那些珍贵老照片背后的难忘故事。
“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第一颗卫星、第一座核能研究所，所有的讲述都从这‘五个一’开始。”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展览图片收集工作负责人谢太平，5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起“毛泽东和两弹一星事业”图片展览中那些老照片背后的难忘故事。
毛泽东是世界上
蔑视核武器第一人
在展览第一部分，一张只拍下了方桌和三张小板凳的照片颇让人感到奇特，这个场景恰是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会见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的一幕。在谈笑风生间，毛泽东与斯特朗谈到了原子弹。当时，中国人民还在用小米加步枪为自由解放而浴血奋斗时，美国已经率先造出了原子弹。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由此产生。
斯特朗是毛泽东非常要好的外国朋友，在解放后，也曾多次受邀来到中国，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为她过80岁生日时，两人再度忆起了1946年在枣园窑洞对原子弹问题的谈话，80岁的斯特朗问毛泽东：“您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主席点头微笑作肯定状。
谢太平说，在当时，苏联赫鲁晓夫等外国元首都认为原子弹是摧毁人类、摧毁一切物质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有如此气魄和胆识对原子弹提出只是“纸老虎”的论断，他被称为是世界上蔑视核武器的第一人。
用生命保护的绝密文件
谢太平对展出的一张郭永怀先生夫人李佩与中国著名科学家、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教授亲切握手的照片十分感慨。“这张在国防科学会议上握手的照片难能可贵，因为背后有令人感喟的故事。”
李佩的丈夫郭永怀是“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的一位。1968年，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并向中央汇报，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而杨承宗教授的故事则是因为居里夫人要他代为转达给毛泽东的一句话。“1951年，居里夫妇的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对即将返回祖国的科学家杨承宗说，‘请您回国后，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要先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这句话是首度披露，而其实对于原子弹的论述还有很多，只是到现在仍有未被解密的，披露出的仅此珍贵的一句。”谢太平说。
对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当时在中央高层也有着不同的争议，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争论就十分激烈。会议的议题很尖锐，苏联缩回援手之后，中国的核武器项目仅靠自己，还有没有能力支撑下去？负责国防工业的几位与会老帅态度坚决。
根据资料，中央高层在讨论中有两种观点碰撞，负责国民经济的高层领导多持不赞同态度，在当时，国家遭遇自然灾害和苏联的封锁逼债，尚处薄弱的国家工业，想研制尖端的核武器谈何容易？但负责国防工业的有过残酷战争经历经验的军方高层领导普遍持支持态度，陈毅、聂荣臻、张爱萍等都作了积极的表态。陈毅元帅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聂荣臻元帅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张爱萍上将说，“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最后，在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像抗美援朝果断决策出兵一样拍板决定，还是要坚持将核武器研制工作进行下去。
神秘的基地和艰苦的创业
一栋白色房子，坐落在北京城北，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一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了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
在展览第三部分中，北京核能研究所、罗布泊马兰核实验基地等照片同时展出。新疆罗布泊马兰的实验基地，选址颇为周折。据谢太平介绍，根据解密的资料记载，1958年开始，中国顶尖科技专家就和苏联专家一道共同寻找最佳的核试验基地。选址开始后，苏联专家选择了在靠近甘肃敦煌的地方设立核试验基地，而参与选址的我国首任罗布泊马兰核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在当时则认为，苏联专家的试验场选址并不理想。离敦煌过于靠近，核试验爆炸将会对古老敦煌带来摧毁性的打击，并且从运输等其他方面考虑也不适宜，“中国的专家们对选址十分细致，这样的建议也曾引起苏联专家的不满，但是最终中央还是决定采用中国专家的意见，重新选址罗布泊马兰。”谢太平说，马兰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城镇，如今已是世人瞩目的原子城，成为几代创业者共同的故乡，而当时这里荒无人烟，有的只是帐篷和地窖。
对于核研发基地青海金银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也十分神秘，谢太平举例说，195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金银滩》，因为电影名字涉及到了机密，公映不久便悄悄下映了。
一张在深夜穿着防辐射服的工作者的照片十分吸引人，图上的人便是当年的青年车工原公浦。1964年5月1日凌晨3时，他完成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球加工。小小铀球，是中国20万科研人员忙了10年的成果，哪怕是个小闪失，只要一点差错，所有人的劳动就付诸东流，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原公浦成功完成了任务，对这样一个在我国核武器研发中的高级技工人才，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形容原公浦“他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和原公浦一样的、那些曾经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人们都不应被历史忘却。谢太平讲述了展览中图片上核基地工作人员艰苦生活的场景照片，就连司令员张蕴钰也是一样，跟着战士们一起开荒、挖地基、搞建设。“在粮食补给缺失的困难年代，饥饿、死亡、核辐射一直笼罩在头顶，也因为没有很好的防护设施，很多人身体受到了巨大伤害和折磨。可以说，“两弹一星”事业是无数人的巨大付出和牺牲换来的。”
珍贵图片
展现两弹一星成就
一位摄影者，在发射井下，靠在导弹旁，夜里朝发射井上方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井口还可见一轮弯月。从照片可以看到，在几可容纳10辆卡车并排行驶的巨大山洞里，地对地战略导弹弹身四周密布各个作业部、测试部，工程十分复杂。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成为了中国导弹的“鼻祖”，此后，1964月6月的东风二号、1966年10月的东风二号甲、以及东风三号、四号、五号，从近程导弹到洲际导弹，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到1980年代，中国核导弹装备部队已经具备小型化、固体化、机动化的新特征，中国战略核导弹建设设施逐步成为国防中最稳定的力量。
每当蘑菇云从罗布泊升起，中国政府都郑重宣布：“中国进行必要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自卫，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直到今天在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只有中国作出了这庄严的承诺。
“牢记历史和人民的付出，中国国防航天事业之路将会越走越远。”谢太平说。（记者 杜颖 见习记者 金昌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