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王一知。
20世纪50年代初王一知与儿子张知春合影。
第一次知道“王一知”这个名字，是1981年采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裘兰芬的原型裘慧英时；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同年在北京组稿时，一位同行介绍的。只可惜，难以免俗，“不过一个101中学校长吗”，便“侧身而过”。
到后来，才知道铸就新闻生涯中的大错，遇到珍珠当石粒，可再也无法挽回，因为她1991年11月去世了。
王一知，一个传奇湘女。
1 杨梦君：她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4月11日，记者采访了王一知的侄女杨梦君。
“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杨梦君以这句话开始。
从杨梦君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王一知是1922年的中共党员，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
刘少奇介绍她入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瞿秋白和她稔熟，在李大钊和蔡和森、向警予及邓颖超身边工作过，也认识张国焘，还认识青年时期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
她是中共早期历史的见证人。
解放后，她三辞高干职务，自愿做一个中学校长，一干就是30多年，还将自己的工资由八级降为十二级。
她从1921年至1948年，一直在白区工作，出生入死，功勋卓著。
这位出身于芷江名门的奇女姓名也传奇！
杨梦君笑着告诉记者：“姑姑本叫杨代诚，王一知是后来改的。易‘杨’为‘王’，固然有着家庭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为做革命宣传时好写易记。当然也有谦虚的意思，她说自己才疏学浅，一知半解，用这个名能鞭策自己。1945年8月在重庆遇到毛泽东时，因为老战友了，所以毛一边和她握手，一边笑着直叫她‘一知半解’。”
“姑姑的人生确实传奇。不表其他，仅和夫君龚饮冰建立、领导我党上海的三个地下电台，就奇得上银幕、进荧屏。”
2 龚王家：李白在上海第一站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是李白烈士——我省浏阳人，而女交通员的原型就是王一知。王一知当时是李白的领导。
1937年6月，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十分成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芷江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一知和丈夫龚饮冰于1938年奉命回到上海。龚饮冰的公开身份是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王一知的公开身份“全职太太”。
周恩来交给上海地下党一个任务，设立秘密电台，收集日伪方面的情报，向延安报告。刘晓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龚饮冰夫妇。
李白就这样从红军电台政委任上，由延安来到上海，住在龚王“家”。
在王一知眼中，李白“高高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两道浓浓的剑眉，一双亮亮的眼睛，给人留下机智、勇敢和淳朴的印象……对同志有火一样的热情，性格又忠厚又刚强……他与我们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我们都说，李白的‘白’，确是名实相符，他的本质真是洁白无瑕啊！”
3 王一知：把李白改造成上海人
李白要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由“红军战士”到“地下工作者”角色的转换，实在有些为难。他见到有钱有势的人便报以不屑的态度，遇到乞讨者，便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
龚饮冰和王一知便对他“培训”，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给他讲如何适应环境，做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李白觉得在理，也试着蓄长发、着长衫、穿皮鞋，然而，他的举止神态，还是显得与“身份”不符。特别是过不惯“安定”生活，再三要求迅速开展工作。
王一知对他说，我们搞地下工作，既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因为我们是钻进敌人心脏的孙悟空，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呀，稍有不慎，我们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革命同志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工作之前必须完成“改造”。
李白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迅速融入了上海社会。
一年后，当李白和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裘慧英接头时，他的装束、神情已经完全与出道上海时判若两人。
这又让第一次接触李白的裘慧英“大失所望”。因为李白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还穿着长袍，戴着眼镜，脸色也让人捉摸不透。“这是个同志？”，裘慧英放心不下，再次问王一知，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还不放心，又去找领导上海工运的市委副书记马纯古问：“这个人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呀？”
马纯古笑着说：“一知大姐介绍的没错，要是叫人看出是个同志，哪还得了？”
这样，李白和裘慧英以“夫妻”的身份开始工作了。完成角色转换的李白还培训起“新地下工作者”、“老上海”裘慧英来。
4 王和龚：成功撮合三对“夫妇”
龚、王夫妇在一个时期内，共建立、领导三个直接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忠台。王一知兼任三个台收送密电的秘密交通员。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台的报务员都是长征干部，从延安派过来；开的都是“夫妻台”，各和一个上海“妻子”组建“家庭”，进行掩护。后来，李裘、郑卢都弄假成真，而“二杨”结合却出了岔子。据早些年“妻子”杨建英回忆：
她本叫张根妹。17岁入党的她，当时担任政治交通员。1940年6月的一天午后，在新城隍庙一条僻静的弄堂口，组织上安排她和一对中年男女——龚饮冰和王一知见面。龚饮冰当时严肃地对她说，中央派来一位同志搞地下电台。一个外地单身汉容易引起敌人注意，需要和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作掩护，由你当“妻子”。张根妹顿时一脸通红，自己从未恋爱过，怎么演好这幕戏？但她选择了服从。几天后，“丈夫”杨健生带她来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幢3层楼小洋房住下，开始了工作。
杨建英回忆说：“为了作掩护，杨健生西装革履，我涂脂抹粉，烫了长波浪，一副吃老本的阔少爷、少奶奶模样。”杨健生收发报后，“我就起床烧一锅米粥。他用钢笔尖蘸着米汤把收到的密码写在纸上，由我白天佯作到公园散步，或去看电影等方式送出。”
杨建英说：李白夫妇被捕后，“组织上决定停止电台工作。杨健生被护送到苏北解放区，我因身体不好，暂到浦东弟弟家中隐居。”但当1948年底张根妹和杨健生重逢时，这对有情人没能成为眷属，因为后者得到的消息是前者已经牺牲，也就另组家庭。后来，杨建英将原名改为现名，和杨健生以兄妹相处。
郑执忠和卢云林的“结合”过程也和李裘、“二杨”差不多。
5 救李白，龚王委托许彦飞
1942年农历八月十四，李白夫妇被日本军警逮捕。
王一知与龚饮冰商量，把营救李白夫妇的之事委托给了爱国人士许彦飞。
王一知对许彦飞说，她和老龚都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设秘密电台抗日救国，李白夫妇也都是党员。许彦飞夫妇慷慨答应尽力营救。
一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只得将裘慧英释放。李白在狱中任凭日伪特务严刑拷打，一口咬定是为商业投机而私设电台。地下党组织也设法出具了私人电台的假证明，加上特务分析李白台台的功率也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且没有找到李白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只得同意释放李白。但日伪特务机关提出须殷实的铺保作保、李被释放后不得离开上海的条件。经许彦飞出面多方联系，终于由其朋友开的酒店作保，李白才被释放。
李白出狱后，被安排到许彦飞和几位朋友开设的“良友糖果”店做店员。
许彦飞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地下工作者。
6 再到沪，最后一次见到李白
1946年，龚饮冰、王一知夫妇再到上海。
此时，龚饮冰的身份是建业银行总经理，王一知还是“家属”，做的工作也是地下交通员。
这年秋天，王一知在虹桥公园附近的马路上，无意中遇见了李白。李白对王一知连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得慌！”
王一知看到李白比以前消瘦多了，关心地问起他被捕后受刑情况，还问他是否有后遗症。李白满不在乎地说：“我年纪轻，受点刑，没有什么的，只能使我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说罢，把一只手伸给王一知看：“敌人把我的十个指甲用老虎钳拔去，但我现在照样用这十个指头做发报工作！”
“多坚强的同志啊！”王一知内心激动。谁知这次相见竟成他们的永别。
李白继续用电波为解放战争服务，而王一知却因为工作调整，没有直接与李白联系。
1949年5月，李白牺牲在上海解放的前夜，而王一知在这年10月从北京回到上海，接管上海市吴淞中学，担任校长。多年后，她写了《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同志》。
（记者 文热心 肖军 黄巍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田均权、伍峰同志的帮助，特致谢意；照片均由伍峰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