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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的王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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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王一知与儿子张知春合影。
第一次知道“王一知”这个名字,是1981年采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裘兰芬的原型裘慧英时;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同年在北京组稿时,一位同行介绍的。只可惜,难以免俗,“不过一个101中学校长吗”,便“侧身而过”。
到后来,才知道铸就新闻生涯中的大错,遇到珍珠当石粒,可再也无法挽回,因为她1991年11月去世了。
王一知,一个传奇湘女。
1 杨梦君:她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4月11日,记者采访了王一知的侄女杨梦君。
“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杨梦君以这句话开始。
从杨梦君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王一知是1922年的中共党员,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
刘少奇介绍她入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瞿秋白和她稔熟,在李大钊和蔡和森、向警予及邓颖超身边工作过,也认识张国焘,还认识青年时期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
她是中共早期历史的见证人。
解放后,她三辞高干职务,自愿做一个中学校长,一干就是30多年,还将自己的工资由八级降为十二级。
她从1921年至1948年,一直在白区工作,出生入死,功勋卓著。
这位出身于芷江名门的奇女姓名也传奇!
杨梦君笑着告诉记者:“姑姑本叫杨代诚,王一知是后来改的。易‘杨’为‘王’,固然有着家庭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为做革命宣传时好写易记。当然也有谦虚的意思,她说自己才疏学浅,一知半解,用这个名能鞭策自己。1945年8月在重庆遇到毛泽东时,因为老战友了,所以毛一边和她握手,一边笑着直叫她‘一知半解’。”
“姑姑的人生确实传奇。不表其他,仅和夫君龚饮冰建立、领导我党上海的三个地下电台,就奇得上银幕、进荧屏。”
2 龚王家:李白在上海第一站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是李白烈士——我省浏阳人,而女交通员的原型就是王一知。王一知当时是李白的领导。
1937年6月,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十分成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芷江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一知和丈夫龚饮冰于1938年奉命回到上海。龚饮冰的公开身份是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王一知的公开身份“全职太太”。
周恩来交给上海地下党一个任务,设立秘密电台,收集日伪方面的情报,向延安报告。刘晓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龚饮冰夫妇。
李白就这样从红军电台政委任上,由延安来到上海,住在龚王“家”。
在王一知眼中,李白“高高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两道浓浓的剑眉,一双亮亮的眼睛,给人留下机智、勇敢和淳朴的印象……对同志有火一样的热情,性格又忠厚又刚强……他与我们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我们都说,李白的‘白’,确是名实相符,他的本质真是洁白无瑕啊!”
3 王一知:把李白改造成上海人
李白要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由“红军战士”到“地下工作者”角色的转换,实在有些为难。他见到有钱有势的人便报以不屑的态度,遇到乞讨者,便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
龚饮冰和王一知便对他“培训”,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给他讲如何适应环境,做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李白觉得在理,也试着蓄长发、着长衫、穿皮鞋,然而,他的举止神态,还是显得与“身份”不符。特别是过不惯“安定”生活,再三要求迅速开展工作。
王一知对他说,我们搞地下工作,既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因为我们是钻进敌人心脏的孙悟空,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呀,稍有不慎,我们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革命同志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工作之前必须完成“改造”。
李白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迅速融入了上海社会。
一年后,当李白和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裘慧英接头时,他的装束、神情已经完全与出道上海时判若两人。
这又让第一次接触李白的裘慧英“大失所望”。因为李白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还穿着长袍,戴着眼镜,脸色也让人捉摸不透。“这是个同志?”,裘慧英放心不下,再次问王一知,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还不放心,又去找领导上海工运的市委副书记马纯古问:“这个人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呀?”
马纯古笑着说:“一知大姐介绍的没错,要是叫人看出是个同志,哪还得了?”
这样,李白和裘慧英以“夫妻”的身份开始工作了。完成角色转换的李白还培训起“新地下工作者”、“老上海”裘慧英来。
4 王和龚:成功撮合三对“夫妇”
龚、王夫妇在一个时期内,共建立、领导三个直接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忠台。王一知兼任三个台收送密电的秘密交通员。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台的报务员都是长征干部,从延安派过来;开的都是“夫妻台”,各和一个上海“妻子”组建“家庭”,进行掩护。后来,李裘、郑卢都弄假成真,而“二杨”结合却出了岔子。据早些年“妻子”杨建英回忆:
她本叫张根妹。17岁入党的她,当时担任政治交通员。1940年6月的一天午后,在新城隍庙一条僻静的弄堂口,组织上安排她和一对中年男女——龚饮冰和王一知见面。龚饮冰当时严肃地对她说,中央派来一位同志搞地下电台。一个外地单身汉容易引起敌人注意,需要和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作掩护,由你当“妻子”。张根妹顿时一脸通红,自己从未恋爱过,怎么演好这幕戏?但她选择了服从。几天后,“丈夫”杨健生带她来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幢3层楼小洋房住下,开始了工作。
杨建英回忆说:“为了作掩护,杨健生西装革履,我涂脂抹粉,烫了长波浪,一副吃老本的阔少爷、少奶奶模样。”杨健生收发报后,“我就起床烧一锅米粥。他用钢笔尖蘸着米汤把收到的密码写在纸上,由我白天佯作到公园散步,或去看电影等方式送出。”
杨建英说:李白夫妇被捕后,“组织上决定停止电台工作。杨健生被护送到苏北解放区,我因身体不好,暂到浦东弟弟家中隐居。”但当1948年底张根妹和杨健生重逢时,这对有情人没能成为眷属,因为后者得到的消息是前者已经牺牲,也就另组家庭。后来,杨建英将原名改为现名,和杨健生以兄妹相处。
郑执忠和卢云林的“结合”过程也和李裘、“二杨”差不多。
5 救李白,龚王委托许彦飞
1942年农历八月十四,李白夫妇被日本军警逮捕。
王一知与龚饮冰商量,把营救李白夫妇的之事委托给了爱国人士许彦飞。
王一知对许彦飞说,她和老龚都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设秘密电台抗日救国,李白夫妇也都是党员。许彦飞夫妇慷慨答应尽力营救。
一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只得将裘慧英释放。李白在狱中任凭日伪特务严刑拷打,一口咬定是为商业投机而私设电台。地下党组织也设法出具了私人电台的假证明,加上特务分析李白台台的功率也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且没有找到李白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只得同意释放李白。但日伪特务机关提出须殷实的铺保作保、李被释放后不得离开上海的条件。经许彦飞出面多方联系,终于由其朋友开的酒店作保,李白才被释放。
李白出狱后,被安排到许彦飞和几位朋友开设的“良友糖果”店做店员。
许彦飞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地下工作者。
6 再到沪,最后一次见到李白
1946年,龚饮冰、王一知夫妇再到上海。
此时,龚饮冰的身份是建业银行总经理,王一知还是“家属”,做的工作也是地下交通员。
这年秋天,王一知在虹桥公园附近的马路上,无意中遇见了李白。李白对王一知连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得慌!”
王一知看到李白比以前消瘦多了,关心地问起他被捕后受刑情况,还问他是否有后遗症。李白满不在乎地说:“我年纪轻,受点刑,没有什么的,只能使我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说罢,把一只手伸给王一知看:“敌人把我的十个指甲用老虎钳拔去,但我现在照样用这十个指头做发报工作!”
“多坚强的同志啊!”王一知内心激动。谁知这次相见竟成他们的永别。
李白继续用电波为解放战争服务,而王一知却因为工作调整,没有直接与李白联系。
1949年5月,李白牺牲在上海解放的前夜,而王一知在这年10月从北京回到上海,接管上海市吴淞中学,担任校长。多年后,她写了《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同志》。
(记者 文热心 肖军 黄巍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田均权、伍峰同志的帮助,特致谢意;照片均由伍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