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叶剑英在大连棒棰岛，时逢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这位跟随毛泽东浴血征战的老帅重读名作，追昔抚今，写就传世诗篇《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诗中在歌颂民族危难中领袖和人民铸就丰功伟绩的同时，特别提到了我们民族尚武文化的精粹——吴钩。
说吴钩，须先说吴越。吴越是春秋吴国、越国的统称，泛指苏浙皖一带。《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民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史学家吕思勉称其为“轻死好用剑”。湖北博物馆有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该剑通高55.7厘米，其中柄长8.4厘米，实为“天下短兵”，非“轻死”之族不得用。“轻死好用剑”非好死轻用剑，而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的慷慨大义。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中吴越锐士渐在风中消散，其冢也成为了古迹。然而，惯于以物喻人托物言志的古人，却给我们留下了更为巨大的思维空间，其中当数吴越之兵——吴钩。吴钩也称金钩，一种弯形的刀。吴国所造，故得此名。《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有：“阖闾即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吴作钩者甚众。”
吴钩留给了后世非凡的意义。江山不与尔同席，自有民众倾心一拜。吴钩的精神气质撼动了国人心灵。唐代诗人李白《侠客行》中开篇就是“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李贺诗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温庭筠诗曰“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都写就了中华儿女浩然正气和战斗精神。从南宋词人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清人李鸿章“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从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秋瑾“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红星功勋荣誉勋章获得者、曾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老红军李凤荣“男儿争相带吴钩，策马关山复九州”（见《回首征程》李凤荣著，国防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顺着千年诗词铺就的大道慨然而过，每个驻足于前的人无不被这昂扬的气息惊觉。历朝历代萎靡与享乐之风的盛行，歌舞升平之下人们意志的消磨，和平景象下的欢乐颂致国家以不堪,被吴钩的剑激浊清，文匡正气，抉破了碌碌与麻木积成的厚膜，荡涤了芸芸逆旅过客。
历史确曾在吴钩之乡演绎了绚丽多彩的传奇。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万前秦军。明代戚家军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成军于浙江义乌后，大小数百战不尝败绩，其战斗精神可见一斑。
明末清初，清军大举南下，扬州沦陷，南京岌岌可危。奸相马士英仓皇逃命。在浙江，礼部尚书、绍兴文学家王思任气愤之至，挥笔痛斥马士英：“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奔求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清军打过钱塘江，绍兴城破，他紧闭家门，愤然写下“不降”两个大字遁入山中自尽。户部尚书倪元璐，状元余煌以及潘集、祁彪佳、刘宗周等名士誓死不降，皆投水自尽，殉节于渡东桥下。余煌绝命书云：“ ……止水汨罗，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潘集绝命词：“水与月白，吾骨不黑。”这渡东桥后人传为守节桥。数百年后，当国家再次面临困窘，鲁迅先生又发出了同样的时代怒吼，在致人书信中他义正辞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一个“义”字，正是吴钩所蕴涵并彰显民族魂魄的英雄正义之气，磊落豪迈之气。
岁月如白驹过隙。历史年轮中，作为兵器的吴钩锋锐剑刃渐渐隐去，而作为一种精神却历经沧桑愈加沉着。这种沉着或许并不像吴钩剑刃那样光芒夺目，但它却像深埋地下的老酒，愈陈愈香,滋润国人心底，融入中华血脉，提振民族的精气神。而它在爆发的一刹那，更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薪不尽，火不灭。
到了近代，国家屡遭外敌侵略欺凌。但列强以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的同时，也唤醒了国人沉睡已久的心灵，重新激发了深藏于骨中的勇决与血性。从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大战到冯子材萃军的镇南关大捷，从保路运动到辛亥起义，从遍布大江南北的红色政权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烽火中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冰封的鸭绿江、燃烧的松骨峰到祖国的浩瀚海空、万里边疆，无不流淌着中华儿女的殷殷热血，飞舞弥扬着中华儿女矫健身影和不朽的战斗精神。我们的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它表达的就是与吴钩蕴涵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和慷慨大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淘不尽的是永恒的精神。吴钩熠熠，看而不休，精神闪耀，嘉惠未来，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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