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除了运动的主体——学生之外，也有教授的身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了“一二·九”运动中，指导并保护参加运动的学生领袖，为此还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它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
“一二·九”游行
当时，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清华园为中心的。学生中，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党员和一些爱国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北平的救亡运动之所以是以清华为中心，“原因之一是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时，号称教授治校，政治比较开明，为学生的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我的课名为逻辑，其实多是政治评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次上课之前或临下课时，我都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政治局势告诉给我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时事。”
广大的进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终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文集》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耻辱越来越厉害了，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再不能勉强安心讲学了”。于是，“这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首各校学生有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简称学联)，我也联合北大、中大、师大、法商学院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到了这年12月9日，便由各校学生在北平街头举行了游行，公开喊出大快人心震动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谓‘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游行时是由我与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及姚克广(清华学生，即姚依林)任总指挥的。”
《张申府文集》还回忆说:“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同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
“一二·一六”游行
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于一周后的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城门以阻止城外学生进城参加游行。但城外两千多名学生奋勇冲进了西便门。张申府坐在一辆人力车上，随着游行队伍向前走，并且救了一名被军警追赶着的女学生。《张申府文集》回忆说:“这一天，我是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马路旁边随着游行队伍，从东往西走。一路上学生们情绪激昂，口号不断。我坐在人力车上，看见几个军警拼命追赶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已经跑进王府井并往北进了路西的一家药铺，而军警们仍然紧追不放。我目睹这一切，就从车上跳下来，对那些军警讲:‘她已经走了，还追她干什么？’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马上转过身来，对着我恶狠地喊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我便说:‘我是过路的。’他们看了我两眼，不像是参加游行的，也就没再说什么，无可奈何地转向别处去了。”
“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北平学联”和“北平院校(包括东北大学)”的师生于1936年1月联合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和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杨秀峰、许德珩等进步教授都参加了。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又共同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个省，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工农、妇女五个部。
《张申府文集》回忆道:“总务部由我负责……杨秀峰任顾问，他耳朵虽然不好，但是许多主意都是由他拿的，在救国会中起了指导作用。经杨秀峰介绍，我认识了彭真同志，当时人们称他为‘高先生’，并由此认识了林铁、肖明等人。”
接着，上海由著名的“七君子”等人筹划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七君子之长的沈钧儒负责。南北团结联合，相互声援，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里
《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有一篇《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纪事》，冯友兰回忆1936年2月29日夜晚情况时说:我刚吃过晚饭要出门到梅校长家去开校务会议时，“进来了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我认识，他叫黄诚，是清华学生会主席，另一个我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宋哲元的军队来了，要抓人，我们两个先在您家躲一下。’我说:‘那好吧，都进来吧。你们在客厅里坐，我要去开会。把他们安顿好后，我就去开会了。”校务会议成员“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往城里打电话，向各方面求救。打来打去，找到了秦德纯。当时他是北平市市长，也是宋哲元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在电话里对秦说，现在的事态非常严重，如果军队进了体育馆，就要闯下大祸了。秦德纯听说后说他马上去见宋哲元。过了一段时间，秦德纯打来电话说:‘我和宋哲元说了，现在宋已经下命令叫军队撤回城里。’……我们仍留在梅贻琦家里等消息，一直等到校卫队打来电话说军队全走了……大家才放心……这时已是当夜两三点钟了。我回家后，黄诚他们已经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开会，会上有一位同志走到我跟前说:‘我也是清华的学生。那年宋哲元包围清华时，我和黄诚在您家里躲过。我叫姚依林。’”
姚依林在《党史通讯》第6期的《“一二·九”运动回忆》一文中说:“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还有黄诚，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避一避。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待着。到了晚上两点钟光景，国民党军警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及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警察未搜查即离去。第二天早上6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
张申府教授被捕
就在同一天上午，张申府教授已经被两个便衣逮捕了。
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当时，他在从城内大乘寺19号家中往西单清华返校班车站去的路上，“那些抓我的人非常高兴，他们口称‘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头子’……我本是预备躲一躲的，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捕了……刘清扬也被捕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和刘清扬押解到宣武门外的侦缉总队。一到那里就把我关到木笼里，后来又把我放出了木笼。总队的队长姓马，他对我说，你太太给你求情了。原来这个姓马的是回民，刘清扬也是回民，刘清扬借此向那个姓马的求情，才把我从木笼里放了出来……我们又被送到前门内的警察局第三厅，被关在一个西屋里……靠北边是政治犯，多是学生，也有教员……这些人主要是因为搞学生运动、参加‘一二·九’游行被捕的……大约三月十几号，警察局把我、刘清扬还有十几位学生，一同解到位于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此地俗称炮局子。不久前，抗日将领吉鸿昌在这里被杀害。到了监狱，首先是队长‘训话’，此人粗暴野蛮，他总是‘张崧年’、‘张崧年’地喊着我的名字训斥，我非常憎恨他，所以出狱后，立刻把我的名字改为申府(申府原为号)。队长‘训话’后，我被戴上脚镣，关进牢房。”
张申府还说:“我被捕后，地下共产党组织积极营救，家属和朋友也设法活动。当时任女一中校长的孙荪荃到南京找到冯玉祥，请冯从中帮忙，因为当时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统治北平，而宋曾是冯玉祥的部下……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终于在5月8日被释放恢复了自由。我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七十天。”
张申府出狱后回到清华继续教书。但“不料到了暑假，有人提出我在哲学课堂上讲时事太多，学校借此把我解聘了。在此期间，学校还开除了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最终我还是被迫离开了讲坛，离开了可爱的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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