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在不少场合讲过“布道”问题。一个多月前，我在与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聚会时说：“我已是75岁的古稀之人了，身体还未发现大的毛病，能到一些地方走走，讲讲党的历史和理论，就是‘布道’——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之道。”为什么要用“布道”这个词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十年前，我走长征路，在四川宝兴那个地方（前些时发生地震的重灾区），到中央红军当年过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山脚下看到了一座教堂。据说，这座教堂是法国人建的，过去那里有传教士，熊猫就是法国传教士在140多年前发现的。那是一个很偏远的穷乡僻壤，交通极不发达，又是藏族同胞聚居之地。这些传教士跑到那里去传教，没有执着的信仰、信念，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很难长期坚守在那里的。这里姑且不论他们是否怀有某种政治目的，但他们能在那里生活下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这本身就是一种“布道”精神。
二是：这些年，我不断听说在我国有不少农村，教堂发展很快，信教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党员也信教，有什么困难，一些村民不找党支部而去教堂。我问过一些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得到的回答都说：人家能帮助解决某些问题。我也问过一些新入教的老百姓：为什么要信教？他们回答说：能得到关怀，大家互相帮助，心神比较平静。这对我是个极大震撼。做思想政治工作本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做群众工作，使老百姓打心底里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从而有了新中国。现在，怎么丢掉了这个传家宝，反而成了传教士争取群众的手段？真没想到一些地方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一些地方党组织、一些党员干部忘了本，忘了以人民为本这个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石。换一个角度说，我们的某些基层组织太缺乏传教士那种“布道”精神了。
三是：我还经常听说，我们有些高校所开的思想政治课，学生根本不爱听。这里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条恐怕与有些老师在讲授这些课时缺乏那种“布道”精神，缺乏职业操守，不认真备课，或者讲的比较死板有关。
我觉得，我们搞研究、讲课、做报告，应有“布道”精神，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我们研究者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有这样，才可能以“布道”精神来“布道”，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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