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两题泰戈尔像

日前，一枚胡适题泰戈尔像照片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中，备受藏家瞩目与追捧，从原估价12万元至15万元一路飙升，成交价竟高达86.25万元。

这枚照片上有胡适的题词:太戈尔先生今年三月十九日旅行路过上海，在志摩的家中住了一天。这是那天上午我拍的太翁照片。小曼拿来放大了挂在家里作纪念，又嘱我题几句话，不敢不应，只好从命了。

一枚旧照，牵扯出四位名人，自然弥足珍贵。本文说的即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据笔者所知，拍场上的那幅“胡适题泰戈尔像照片”并不是胡适为泰戈尔像的唯一题词，还有一枚题词照片，作为泰戈尔诗集的中国古诗体译本《五言飞鸟集》的首页插图，曾经公开出版。

还有另外一张照片

《五言飞鸟集》，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由中华书局印行，是一册颇为古雅的铅印线装本，印刷字体选用的就是当年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创制的“聚珍仿宋体”。此书版式疏朗有致，框格内的古体诗行，让人乍一看，会以为是近人的古体诗集，而很难想到会是泰戈尔的诗集中译本。封面贴有签条，书名下竖排“太戈尔意，姚华演辞”两行八字，版权页则径署“译者姚华”。

此书有叶恭绰、徐志摩二序，说明了这个中译本的缘起。叶恭绰序有云“民国十八年之夏，徐子志摩以姚一鄂五言飞鸟集相示”，可见此序系应徐志摩之请而作。徐志摩序作于民国十九年八月，则详细介绍了此书由来:

“郑振铎先生从泰谷尔先生的几本英译诗集里採译了三百多首，书名就叫《飞鸟集》。他是语体的直译。姚茫父先生又把郑译的《飞鸟集》的每一首或每一节译成(该说‘演’吧)长短不一致的五言诗，书名叫《五言飞鸟集》。这是不但文言而且是古体译的当代外国诗……郑先生看英文，不看彭加利(孟加拉)文。姚先生连英文都不看。那年(泰戈尔第一次来华的1924年)泰谷尔先生和姚华先生见面时，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泰谷尔先生把姚先生的画带回到山梯尼克登陈列在他们的美术馆里，姚先生在他的莲花寺里闲暇的‘演’我们的印度诗人的《飞鸟》。”

徐志摩认为“这是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于是张罗出版，期望把这段文坛佳话留之后世。

两张照片为何背景迥异？

《五言飞鸟集》有图版两页，其一为泰戈尔像，原照片右侧有胡适手书:“太戈尔先生今年(一九二九)三月十九日路过上海，在徐志摩家中住了一天，这是那天上午我在志摩家中照的。胡适，一九二九，四，卅”。

整张照片似乎光线朦胧，显出一种水墨画韵味，泰戈尔银髯飘拂，宽衣长袍，神态闲适。其实，由于照片是珂罗版翻印出来的，清晰度不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水墨交融的光晕效果，而边上的胡适题词则清晰挺拔，又与照片相映成趣。

可以看到，虽然胡适在两张照片上的题词，前后相距27天，但泰戈尔像的拍摄时间却同为1929年3月19日。这即是说，当天胡适给泰戈尔可能拍了不止一张照片，胡适先题了第一张照片送给陆小曼用于挂墙纪念，再题了第二张照片送给徐志摩用于出版翻印。

仔细观察两张照片，焦距一张较近，一张较远，但仍然可以辨析出，泰戈尔在拍摄中可能坐在不同的房间里。第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的背景是竖列的、似乎是木质的某种家具或室内构件，还有沙发和沙发垫；第二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的背景则是中式椅子、书画镜框与盆花摆设。两相比较，第一张照片中的室内布置，显然要西洋化一点，要现代化一点；第二张照片中的室内布置，则要中国化一点，要古色古香一点。如果这两张照片，真如胡适题词中描述的那样，均是胡适亲自拍摄的话，那么，同一天同在徐志摩家中，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印度大诗人拍照，如何会有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室内布置呢？

这个疑惑，在看了陆小曼所作《太戈尔在我家做客——兼忆志摩》一文之后，便涣然冰释。文中提到，徐志摩与她接待泰戈尔时的种种准备工作，的确曾经为其准备过一个不同于中国风格，而接近于印度式的房间。她写道:志摩当然比我知道得多，他就动手将我们的三楼布置成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都模仿印度的风格，费了许多心血。我看看倒是别有风趣，很觉好玩。但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泰戈尔并不喜欢他们精心准备的印度式房间。她回忆说:谁知这位老诗人对我们费了许多时间准备的房子倒并不喜欢，反而对我们的卧室有了好感。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罢！”真有趣！

仔细品味照片中泰戈尔的表情，也似乎真的可以看到在印度式房间中的那份拘谨，在中式房间中的那份闲适。看来，由胡适亲自拍摄的这两张背景迥异的泰戈尔照片，就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接待这位印度大诗人时所抓拍的作品罢。否则，让远道而来的贵客，为拍一张照片，而换两个房间来摆拍折腾，恐怕于情于理，也着实有点说不过去吧？

第一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