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开放意识的萌动

图为《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于明万历年间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

十六世纪后，晚明中国人获得的有关外部世界的各类知识陡然增多，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觉坐标空前放大，认知世界的方式方法开始发生微妙变化，这促成了新的思想观念的萌生——

十六世纪后，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东来欧洲势力和来华天主教士为媒介，全球范围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之一部分开始从地球东西两面汇聚中国，晚明中国获得的有关外部世界的各类知识陡然增多，体察、关照外部世界的视觉坐标空前放大。在此背景下，晚明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方法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他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察世界、思考自我、思索人我关系，进而促成新的思想观念的萌生与成长。

突破华夷观念限制，肯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天圆地方，中国位居中央。这是构成中国独尊观念的地理依据之一。而依据地圆观念，一部分晚明士人意识到世界本没有中心，中国当然也不是天下的中心。沈尧中称：“先儒皆以阳城为地中，此日晷所照之中，非天地之中也。”王英明直言“地中”“乃中国之中，非天地之中。”熊明遇所绘中文世界地图即以大西洋为中心，而不以中国为中心。

古代中国人还认为，天下即中国，中国即天下，中国疆域几乎与世界同大，所有域外之地合在一起不当中国一大郡。但在了解利玛窦世界地图和艾儒略《职方外纪》后，一部分晚明士人开始感受到中国疆土其实仅占世界很小一部分。华容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明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承认中国远比想象中要小。瞿式穀则宣称：“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而随着欧洲文明的不断输入，一部分晚明士人开始接受天下多文明的客观现实。谢肇淛承认欧洲人“儒雅与中国无别”。孔贞时赞赏西方科学的新奇独到。何乔远说：“天地大矣哉，不是无胫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极缅邈。”意在肯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王英明甚至用气候环境决定论解释北半球暖温带地区出现华夏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内在奥秘。他说，黄道与南北极圈之间，寒暖交替而不过其度，适为气候宜人之区，“凡此自东周西一带，毓灵孕秀，遂多圣贤豪杰之俦。中国自距赤道十九度至四十二度，正当其处。”这是在理论上认可此一气候带上的其他地区有可能与中国一样，多“圣贤豪杰之俦”。

萌生文明危机意识，呼吁向欧洲学习

晚明时代的思想者通过中欧文明的对照比较，发现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与欧洲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的军事装备、天文历算、绘画技巧上，而且也反映在社会教化、政治体制等方面。徐光启在《辨学章疏》中指出：若“欲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承认儒家说教之教化功能与天主教相比稍逊一筹。方弘静、葛寅亮通过对比中欧皇（王）位继承制度，一致认为教化王传贤不娶的政治安排好过中国的三皇五帝。朱宗元在将中欧间风俗、治安、学问、繁华、技巧、武备、富饶等一一对比之后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尊贤贵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风俗不如也；大小七十余邦，互相婚姻千六百年，不易一姓，我中土之治安不如也；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与此方人士徒殚心于文章诗赋者，相去不啻倍蓰，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不可否认，徐、朱诸人对于欧洲的褒美称羡确实带有相当浓重的乌托邦色彩，这与古代政治家一再宣扬的托古改制并无二致，但它确实使晚明时代的部分思想先进萌生一定程度的文明危机意识，从而激起学习西方的内在冲动。

对于欧洲学术，一些人主张撤除藩篱，不耻下问。徐光启从历史出发，强调延揽域外人才的必要性：“繇余，西戎之旧臣，佐秦兴霸；金日蝉，西域之世子，为汉名卿。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万历四十二年，李之藻为利玛窦《同文算指》作序，有感于欧洲算学的简便易学，提出“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的主张。王征与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时，赞赏西学的实学色彩，倡导“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的实用原则，呼吁实行有效的拿来主义。领导崇祯修历活动的李天经基于对欧洲历法的深入了解，也以上述标准为准，主张不分中外远近，摄取一切域外优长。他建言借用西方之长，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晚明思想者大有世间万物皆备于我的富足与从容，力图多方入手解决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

面对从地球之东西两端汇聚而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晚明时代的思想者大有世间万物皆备于我的富足与从容，他们择善而用，推陈出新，力图从知识、观念与内外行动入手，解决晚明中国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在学术资源的吸收利用上，晚明时代已经呈现不分中外、兼收并蓄的态势。从启人心智的世界地理新知，到切于实用的西洋天文历法知识，再到明人热衷的几何算学知识，这些来自欧洲的科技新知迅速蔚成晚明时代的时髦学问，并且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改造了晚明时代的空疏学风，也成为推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兴起的一大契机。在军事领域的改良变革上，晚明军事装备的升级改造、军事工程技术的改良提升、新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变与欧洲关联尤多。徐光启、孙承宗等人“器胜”观念、车炮步骑协同作战思想、新攻防理念的提出，无疑受到来华传教士的很大启发。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明朝推动的“联夷制盗”方略，意在利用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优势清除东南沿海活动猖獗的海盗势力，维护东南海疆安全。不惟如此，晚明中国还注意借脑西方，延揽西方实用人才：钦天监里聚集着协助修历的西洋客卿，著名如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者皆在其中；兵部聘请的欧洲军事技术人员也服务于京师和防辽前线，一些人如公沙的西劳等还在崇祯五年的登莱兵变中以身殉职；焦勖、孙元化则利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编纂出《火攻挈要》、《西法神机》等会通中西的著名军事著作。这些都是晚明中国对于世界资源自觉而有效的直接利用。

当然还有看似无意、实则亦对晚明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海外资源流向了中国。如对美洲农作物玉米、番薯的引种推广，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人口增加而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并且引发明代中国粮食种植、农产品加工、居民饮食结构等方面的一定变化；而烟草的引进与吸烟风气的快速蔓延，则成为观察晚明社会风俗演变的新看点。又如发展与东来欧洲势力的务实商贸关系，促成美、欧、日本白银大量流向中国，不仅改善了沿海商民的艰涩生计，而且导致国内白银储备激增，使白银终于成为法定流通货币，推动了晚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社会转型。这是国际因素作用于晚明中国的又一很好例证。

对边患的认识开始超越传统的“北虏南倭”

明代中国的安全关切是所谓“北虏南倭”，但当时的欧洲殖民者从地球东西两个方向的先后到来，给晚明中国的国防意识敲响了警钟。追溯明朝遭受到的来自欧洲的非传统威胁，当始于葡萄牙人灭亡满剌加，但明人所谓“佛郎机地近满剌加”的错误解读，却将此一威胁消解在蛮触相争的传统意识里。直到西班牙人殖民吕宋、西班牙与荷兰争夺美洛居、荷兰侵占澎湖岛后，明人对东来欧洲势力的真实威胁才有所警觉，有人开始意识到距离制约的失效，思考超远距离奔袭、占领一个国家的现实可能性，于是对外防范的意向开始悄然变化。他们结合自己掌握的欧洲知识，从多个方面揭露欧洲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呼吁对欧洲殖民者提高警惕。

晚明思想领域的新情况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晚明中国人的思想充满活力，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放意识，一些思想家能够跟随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思想，更新观念。但还须强调的是，晚明时代粗具环球视野、形成前卫观念者究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晚明士庶因为无缘接触东来西方人士，或对环球新知尤其是欧洲宗教存有认识偏差，他们思想深处的蒙昧状态依然如故。凡此表明，晚明时代的这一思维新动向尚处于初发状态，远未形成冲击主流传统观念的强大力量。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